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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星辰 (节选)
 来源: 汗漫

《昨日的世界》。回忆录。舒昌善等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茨威格,二十世纪初期一个热爱德语的犹太作家——这种身份,让一个人的身心产生怎样的撕裂?!可以想象。难以想象。

犹太民族为人类贡献了众多智者和诗意。希特勒扔掉画笔后捡起一把剑,捅进去,让这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疼痛、流血、昏死过去。我喜爱的三位犹太作家本雅明、策兰、茨威格相继自杀:本雅明,1940年,在法国边境;茨威格,1942年,在巴西一个小镇,留下的遗书中细心感谢收留了他的巴西,对曾经与希特勒在萨尔茨堡比邻而居却不知不觉感到恐惧和耻辱;策兰,1970年,在持久的精神迷乱中投身于塞纳河,《死亡赋格》中有“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的诗句,死前所阅读的荷尔德林传记中有画下的横线指明一句话:“这个天才深深地埋进他那心灵苦涩的泉水里”。三个犹太知识分子,构成一条绵延半世纪的“死亡流水线”,被一个“死亡大师”设计并运转起来的流水线——直到今天,我依然能感受到它潜在的轰鸣声。

多次重读《昨日的世界》。面对这部回忆录,总仿佛是在面对一本新作,对自己多年前曾经用铅笔在书中圈画出的众多漂亮句子(例如,“一生中记得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亮度更强”)感到惊异:这是我画出的线条吗?是我读过的词语吗?曾经震动过我吗?而重新在书中圈画出的句子(比如,“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毁一个人时,它们就不断升级。这类认识,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得来”)让我自省:为什么当初忽略了这些朴素而结实的表达?——时间的力量,让我遗失,也让我重新拾取。茨威格,1925年就被翻译为“刺外格”“储威格”,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进入汉语世界。现在,这位德语作家像新人,再次来到我的世界——伟大的人是永远的新人,反复出现在陈旧的世界上,召唤新月和清晨。

《昨日的世界》叙述时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战之初,跨度数十年,向我呈现从美好、优雅、沉静,到混乱、撕裂、重创的维也纳、巴黎乃至欧洲大陆广大地域上的生活,展示了德意志帝国如何从点滴阴影迅速蔓延成为覆盖世界的漫长黑夜的过程。他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一著作,在其自杀以后出版。用文字保存了茨威格命该遇到的一个时代——这本书的扉页,是他引用的莎士比亚《辛白林》中的一句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茨威格在德语文学中居重要地位,文笔细腻,充满诗意,与他最初以诗人身份进入文坛有关。他的写作秘诀是:“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他对删掉一段话比添上一段话更兴奋。反感冗长和繁琐,坚持写诗的基本原则:精确,新异。或许因此,他一生只有一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著作是人物传记《三大师传》、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及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等等。

茨威格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战士,甚至从来没有直接发出过谴责纳粹的言论。直面敌人不是他的风格。他独立于任何群体之外,力求内心自由,谨小慎微。一战期间,终于有机会与罗曼·罗兰在中立国瑞士聚会,双方互不敬烟,避免触及“与交战国通商”的法令而被暗探举报。两双手在空气中遥遥做出关爱的姿态。他通过写剧本来借主人公的台词影射现实、表达立场。当然,这需要他的敌人热爱艺术、进入剧院、有悟性。他反对以暴制暴。“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让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我做不到。”他思考、写作,试图以此来传承人类精神财富,影响欧洲乃至世界。他在《托尔斯泰传》中写道:“我怎样才能拯救自己?我应该怎样生活?这是托尔斯泰可怕的呼喊。他呻吟:不能进行思考——进行思考实在太痛苦了。”写的也是茨威格自己的呻吟和痛苦。

最后,在《昨日的世界》中,他发现:是时候了,不能再隐藏了,为了一代人“命该遇到的时代”不再卷土重来,必须使“我”直接与当下发生关系。在准备离开“昨日的世界”之前,书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终于成为了茨威格自己,开始了“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米沃什)。这个敏感的人,在危机四伏的时代里,“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对那座城市、那个国家里的一切都带着‘永别了’的感情”。他警觉:纳粹分子往往像释放毒药一样,“总是先用一定剂量试探,然后小小地间歇,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急不可耐地强调一切与己无关,所以毒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消灭任何自由言论和有独立思想的书,也是按照这种事先试探的方法在德国取得成功的”。他不安:“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战争推进过程之中,写作之外,茨威格还是一个名人手迹收藏者。十五岁开始收藏与研究名人手迹,涉及达·芬奇的工作笔记、拿破仑的军令、巴尔扎克的小说修改校样、尼采的手稿、莫扎特等作曲家的乐谱,尤其令他自豪的是收藏到了贝多芬临终前房间的全部陈设,包括那张斜面小写字台、最后的乐谱、抽屉中两位恋人的画像……“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那些物品的占有者,而仅仅是一个时期的保管者。收集工作本身,从长远来看,比我的作品更有价值。”茨威格如此谦卑,像追星族一样追随、收集着那些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光线,并试图通过自己折射给后人。他对一系列人物和历史细节的追述,都建立在收藏爱好和研究上。那些大师们的“词句是怎样变成诗行的,单音是怎样变成千古流传的旋律的?能提供少许猜测依据的唯一材料是艺术家一页一页的亲笔手稿,尤其是那些涂涂改改、不准备付印的初稿”。

他更热切地收集同时代伟大者们的手迹,比如里尔克的部分诗作手稿。收藏记忆。一切写作者都是收藏者,并因回不到、留不住那些最美好的人、时光和思想,充满失败感。在被迫出走英国之前,茨威格把收藏品送给了维也纳图书馆或友人。他说:“我放弃了收藏,但不后悔。在敌视一切艺术、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被驱赶的人要学会放弃的艺术:向我们曾经视为骄傲和热爱过的一切,诀别。”写作,就是留下记忆、遗言,坐在桌边就是练习诀别。

他就这样在痛苦和呼喊中不断搬动自己的身体、书桌、记忆,在巴黎、伦敦、巴西,逃亡、写作,质疑存在的意义和人类的理性,并最终以自杀的形式参与了祖国的沦陷、欧洲的毁灭。

《昨日的世界》之外是今天的世界,坦克依旧在中东一带的战场上隆隆推进。太平洋、南海、印度洋上的军演密集展开。核潜艇携带着、抑制着毁灭的冲动。各种晦暗的思潮也在我们古老多难的大地上潜伏、试探、涌动。

茨威格似乎在以这本书留下遗言:“昨日的世界”完全可能重现——警惕呵,人们。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诗选》。陈东飚、陈子弘等翻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博尔赫斯尽管写过小说、散文,但他可能把这两种文体仅仅看成是诗歌的两种容器。他是诗人,不在意分行或不分行。

我最爱的,还是那些分行文字。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谈到博尔赫斯的诗歌时说,“他为两种相反的至高境界服务:简朴和陌生”。这里所说的“简朴”,乃人之常情;“陌生”,即言所未言。让我想起中国诗学的一个观点:意料之外(陌生),情理之中(简朴)。看似相反,实则融通。其实,任何一个诗人都应该具有这种为语言、为灵魂而服务的能力。

看看博尔赫斯是怎样的一个纸墨间的服务生吧。

《月亮—— 给玛丽亚·尔玉》:“那片黄金中有如许的孤独。/众多的夜晚,那月亮不是先人亚当/望见的月亮。在漫长的岁月里 /守夜的人们已用古老的悲哀 /将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博尔赫斯给爱人尔玉打制了这样一面镜子。需要什么样的容颜和柔情,才配得上?我曾看到过一张黑白照片:博尔赫斯用右手抓住尔玉左臂,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他,像是用右手抓住一盏灯在夜行。尔玉,就是他的月亮、灯,填满古老的悲哀。

《雨》:“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或曾经落下。下雨 /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 谁听见雨落下 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 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 /一朵叫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 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 /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 /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幕色 / 带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 /我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这是博尔赫斯的雨,也是我的雨。我父亲也在这首《雨》中回来了,没有死去。这首诗,因结尾处父亲的回来,而使开篇处的黄昏,突然明亮。

……

博尔赫斯多次写到自己长期生活的阿根廷南方,“从你的一个庭院,观看/ 古老的星星;/从阴影里的长凳,观看/这些布散的小小亮点;/我的无知还没有学会叫出它们的名字,/也不会排成星座;/只感到水的回旋 /在幽秘的池塘;/只感到茉莉和忍冬的香味,/沉睡的鸟儿的宁静,/门厅的弯拱,湿气/——这些事物,也许,就是诗。”在南方一个庭院里“观看”星空。一个盲人的观看,需要打开全身,从“香味”“宁静”“湿气”里,感受诗的降临。我注意到,“庭院”是博尔赫斯笔下经常出现的词汇。一个盲人,热爱并敏感于这个词汇——他关紧了门扉的身体,就是一个庭院,不太宏大的格局可以维系安全感,但要向天空敞开,以便接受星空及其在池塘中生发的反光。他说:“失明使我懂得了格律。”我还没有失明。他在暗示我:借助于夜晚,同样可以懂得诗歌的音乐性。夜晚的风也是失明的风,比白曰的风声恳切、动人。

博尔赫斯笔下的意象,是寻常的人间事物,比如月亮、雨、庭院、南方、镜子、花园、虎,等等。在谈到《古兰经》中“没有出现骆驼”这一现象时,博尔赫斯说:“它是穆罕默德写的,穆罕默德作为阿拉伯人没有理由不知道骆驼是阿拉伯特有的动物:对他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没有加以突出的理由;相反,一个伪造者、旅游者、阿拉伯民旅主义者首先要做的是在每一页大谈骆驼和骆驼队;但作为阿拉伯人的穆罕默德却处之泰然;他知道即使没有骆驼,他还是阿拉伯人。”我知道,即使没有麻雀、喜鹊这些叫声像汉语的鸟类,我还是中国人——当然,这样写作的难度就加大了:必须在人间普遍的事物中表达对人性的独到发现,超越地域和种族。那种充满异域风情的旅游解说词一般的写作,没有意义。

帕斯热爱博尔赫斯,曾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纽约见面,一起喝茶、朗诵、谈中国诗。帕斯以博尔赫斯为例,说:“只有伟大的诗人能够提醒我们:我们同时是射手、弓箭和目标。”这句话让我想起杜甫“意惬关飞动”“平生飞动意”“飞动摧霹雳”等等句子——飞动,是杜甫衡量好诗的一个尺度。当他写下“飞动”一词时,也像帕斯那样想到过弓、箭、目标了吧。

新异、准确、力,是异代异国诗人不约而同的美学追求。博尔赫斯、帕斯、杜甫手中的笔,都飞动得那么好。

博尔赫斯小时候是“虎的热烈崇拜者”。晚年,“虎和对虎的热爱都老了”。盲目,也就无法去动物园看老虎。就试图梦见它的出现。“它或者出现不过一瞬,或者带点狗或鸟的味道”(博尔赫斯)。让人伤心。我喜欢狗、鸟。博尔赫斯是大师,我喜欢的事物应该体积小一点、卑微一点。这样的话,晚年梦中有狗和鸟的味道,醒来也不会太伤心。

在飞动中过完简朴而陌生的一辈子,需要掌握博尔赫斯那样的能力。

 

纳博科夫

 

《说吧,记忆》。回忆录。王家湘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俄国作家纳博科夫,1919年流亡到美国,写下这本回忆录,叙述跨度由沙俄时代的童年,至剑桥求学时期的青年。书中涉及纳博科夫这一华丽家族众多成员:

祖父,沙俄政府司法部长;祖母,“生命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张沙发上度过,拿把象牙扇子,手边总有一盒糖球或一杯杏仁露,每隔个把小时总要用一个很大的粉红色粉扑重新往脸上扑粉”;父亲,俄罗斯杜马主席、被政治保守势力刺杀,爱好捕捉蝴蝶;母亲,一手捏着纸牌,一手抽烟,父亲遗留的大戒指被她用绳子拴在自己的小戒指上来怀念;数名家庭教师,属于不同阶层、不同语种,以便扩大孩子们的视野,使得俄语、德语、法语、荷兰语交错于家庭教室、餐厅、客厅,其中一位家庭教师热衷于躲在灌木丛中用旧望远镜监视少年纳博科夫与小女孩的约会;五十余位仆人,在圣彼得堡和乡下两处复杂的宅院里赶马车、剪裁花木、制作晚餐、窃窃私语……

这本书也叙述了纳博科夫少年时代的暗恋、热恋、诗歌写作、流亡异国的阵容(蒲宁、茨维塔耶娃、库普林等等)、妻子薇拉(这本书扉页题记就是“献给薇拉”,全书也结束于1940年全家来到法国西海岸去纽约的巨大轮船前,他突然想到往日与薇拉给幼子玩的澡盆中浮动的船模)。

必然写到蝴蝶。

一出生就因父亲的影响而开始仰望、追逐天空中蝴蝶的斑斓、细碎、微弱;八岁时带了一只蝴蝶作为礼物,探望监牢中的父亲;布尔什维克军人怀疑,他的捕蝶网是否具有向英国军舰传递情报的功能;农民狐疑而后拒绝他的捕蝶网趋近鱼塘,以免失鱼;名字与蝴蝶学紧密联系……

他像蝴蝶一样充满玄思、飘然、自足的气质,与周遭剧变中的时代格格不入。他试图通过写作来缓解这种格格不入的关系,反而加重了格格不入。孤独,孤然、独往,使他成为一代文体大师、形式主义者。轻视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的传统叙述方式,用挑剔、苛刻的眼光面对文字的结构、纹理,像在寻找一只蝴蝶。其实,他的笔本身就是一个捕蝶网,以某种角度、力,飞向稀有的惊艳。

《说吧,记忆》没有提到《洛丽塔》《蒲宁》《微暗的火》等等小说在纳博科夫早期身体中的萌发与暗涌,但他承认,把自己的一部分记忆转移到了小说中的人物身上,以便减轻记忆“这笔财富的重压”。他在这本书中写道:“能够设法把一封年轻时收到的情书保存在一部小说中,像一颗无污染的子弹埋嵌在身体的肉里,而且在虚构的生命间相对牢靠地待在那里,这样的小说家是幸福的。”这样的小说家是狡黠的。

也可以把《说吧,记忆》看作以纳博科夫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而非回忆录。“让记忆张开嘴巴、述说”,显然已离开旧日事物这一灯芯的本原,我们只能看到不断燃短的灯芯在说出急促的光辉。回忆,就像在轮船回望大雾中的岛屿,只能获得一个大致的轮廓。书中,纳博科夫承认,在回忆往事、尤其是童年时代细节时,只有“高度集中注意力才可能使模糊不清的灰蒙蒙的一片豁然明朗起来”。他说:“当我远溯往昔,回忆自己(怀着兴味、怀着喜悦,很少有敬佩或厌憎),我一向听从温和的幻象。”这幻象的变形、不确定性,导致家族成员们对他发出了“不准确”的批评——他们想看到的是“准确”的账单、存款单、电话号码表、照片等等事物,而非一只“不准确”的蝴蝶。

但纳博科夫兀自沉溺于“回忆”——回到记忆——以蝴蝶的翩飞为引导。他对妻子薇拉说:“岁月在流逝,亲爱的,很快就没有人知道你我所知道的事情了。”因此,他在行文中抓住任何一个触动、触痛了自己的细节,像溪水不放过山涧中的每块石头、积雨云不放过每次闪电。比如,在叙述与恋人参加校园运动会时,他又一次写到蝴蝶:“一只与我们浪漫史同龄的黄绿蛱蝶,在花园的一条长椅背上,晒着它碰伤了的黑色翅膀。”纳博科夫诗化的叙述语言,细微、美妙、绚丽、独到,像蝴蝶,像一架微型飞机,满载情感。

《说吧,记忆》,让我想起萨特的《词语》、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米沃什的《米沃什词典》等等诗性、自传性文本。移居美国之后的个人生活,纳博科夫曾想写成一本《继续说吧,记忆》的书,但落空。担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鳞翅目的分馆长,在全美范围内收集昆虫,对数百种蝴蝶进行研究并出版研究著作,占用了他大部分时光。1945年,他判断:蓝灰蝶“PolyommatusBlues”是数百万年前从亚洲沿白令海峡迁徙到美洲新大陆的,就像他本人是从俄罗斯迁徙而来的一样。数十年后,科学家们通过实地考察和DNA理论证明:这一判断属实。纳博科夫从蓝灰蝶身上,看到了亚洲的灰和蓝?

在蝴蝶专家、作家两种身份之间,他实际上更倾心于前者。流亡这样一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迁徙,促成了后者的名动天下。长篇小说《洛丽塔》中,男主人公首次见到洛丽塔时,纳博科夫写道,“同样的孩子——同样的少女,同样的蜂蜜色的肩膀,同样的绸子般柔嫩的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一条圆点花纹头巾系在她的胸间……”似乎依然是在写一只蜂蜜色的、圆点花纹的蝴蝶。

蝴蝶,贯穿了纳博科夫的人生、性情、语言、命运。与蝴蝶相连的其他细节也反复出现:象棋、果汁、书籍、爱……

纳博科夫认为作家应该扮演三个角色:说故事者、教师和魅惑者。这三个角色他都扮演得不错,尤其是魅惑者。当下,中国,具有魅惑能力的作家很少。

而魅惑,就是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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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漫:诗人,散文家。现居上海。出版诗集《片段的春天》《水之书》,散文集《漫游的灯盏》《一卷星辰》。曾获人民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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