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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焚稿
 来源: 广州文艺网

黄国钦


一条浩瀚的大江,从遥远的滇东北高原,跌宕而来,两岸高山,连着高山,峡谷,接着峡谷。浩浩荡荡的江水,四千七百里一路喧腾,一路奔泻,一路变幻,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到了下游这个叫做九江的河涌水网,依然澎湃着雄浑沉实的力量。
我是第一次踏足这座800多年历史的九江古镇,站在江边的一处渡口,中午的阳光,透过正月薄薄的云层,氤氲起一江迷迷蒙蒙的烟云。浩大的江流,蜿蜒而来,蜿蜒而去,岁月淘洗,把一种雄奇,留给了这片土地,把一种壮阔,留给了这里的人们。

第一次踏足九江,我本是一个散淡的旅人。冥冥中有一种神谕,指引着我去做一次历史和精神的朝圣……
也还是在西江边,我独自来到一座小山冈上,山上,是丛生的杂树,和一座有些残破的孤坟,远处,是一片午后阳光下赭色的平畴,衬着浅蓝的天宇和寂静的白云。我的九江之旅,就从凭吊开始。
孤坟的主人,也叫九江。
坟的墓碑,是他的学生写的。学生是老师的镜子。他的学生叫梁耀枢,是清同治十年的状元,他还有一个学生叫康有为,是光绪二年他七十岁的时候才招的。梁耀枢用娟秀的正书写着:

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孟春
皇清 赐同进士出身 诰授奉政大夫 赏给五品卿
御前署山西襄陵县知县在藉叠奉 特旨召用
子襄朱先生墓

这座孤坟,就像一个孤衿落寞的书生,一个独自遐思的哲人,一个伫立高处的智者,一百多年来,在浩瀚西江的边上,考问着每一个接触到他的人。
好多年前,我曾经去南海探访过康有为的故居,我不知道,康南海一辈子最尊重最爱戴的老师,就是这位“望之凝凝如山岳,即之温温如醇酒”的朱九江。19岁以前,康有为曾经跟随过六七位老师,但才华卓绝、志气远大的康有为,总觉得食不甘味,直到19岁那年来到九江门下,才感到好像疲惫的旅人得到了落脚,雾翳的盲子重见到光明,从此,眼前展开了一片思想学术的新天地。他感到自身的才华、担当得到确认,年少时的大志变得更加明确。我像寻找康南海的故居一样,去寻找朱九江的故居。一个让吸纳古今、睥睨天下的康有为一辈子崇拜、一辈子崇敬的老师,总是让我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景仰和亲切。
九江的故居,只是一片待建的纪念公园。
寻寻觅觅,只有东北边角落里的几丛青草,在诉说着主人的淡泊和沧桑。

九江的一生,只在襄陵县代职知县190天。之前之后,都在读书治学、传道授业、教书课徒。
九江的一生,又高潮低潮、低潮高潮,犹如奔腾的西江,激荡起喧天的浪花,然后又碧波清流,百折不回。
13岁的时候,九江见到了两广总督阮元。那时的高官,都是诗、学双栖的泰斗。阮元听说九江诗写得好,就令他当场作了一首《黄木湾观海诗》。阮元读罢惊诧:13岁的小孩,老夫得让他出一头地了;这比我那首《自乍浦彩旗门观海至秦驻山》还要好!小孩子不松懈地努力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后来,青年的九江参加广州府院试,正试和复试皆名列第一;到广州越华书院读书,又深得越华书院山长陈继昌的嘉许,陈继昌在嘉庆年间连中解元、会元、状元,是中国科举史上少有的也是最后的一位“三元及第”者。直至33岁中举,而后,就在科场踯躅,一直到41岁,才得中进士。从21岁成为秀才,到41岁赐同进士出身,20年间,九江在科场的种种经历,已经让他洞知科举的积弊之深。现在,一个签发山西的候补知县,还有当年的那种意气风发吗?

是什么原因,让九江在代理襄陵知县190天任满,就挂冠辞职呢?
有种种猜想。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
我揣测,是看透了,极度失望了。20年科考,3年多赋闲候任,半年多临时候补,一个47岁的读书人,还有什么看不明白想不明白?也好,抽开身,做自己想做的事。一个守身如玉、洁身自好的人,是不会去蝇营苟且,去同流合污的。
也许在太原浙江会馆后面典守僧禅堂西偏屋候任的时候,九江就已经想好了,代职期满,即辞职。学以致用,施展一下才华,展现一下抱负,此生已经足矣。再留连,就是贪。
年轻的时候,九江是有很大的抱负的。很多年前,在越华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端午节,他就曾经在山长陈继昌面前,以书院新栽的小松为题,慨然吟道“……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那时的锐气和豪情,现在的夜间,有时还会久久地盘旋在九江的心头。但是大树已经腐朽,这让九江感到剜心的痛惜。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归隐、治学、教书、育人,寄望从儒学的源头孔子那里汲取活力,来寻求解决时弊的办法。

咸丰五年,49岁的九江回到家乡。
第二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九江忧愤交加,他解散在广州南海县学尊经阁的生徒,离开广州,回到九江乡下,从此乡居。
他的足迹,从此就再也没有踏入城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称他为“九江”先生,渐渐淡忘了他的名“次琦”、字“子襄”。
一袭长衫、一双布鞋、面容肃整、高大魁梧的朱九江,就在九江乡下的礼山草堂,开始了漫长的治学、讲学。对岭南学界产生旷远影响、对近代中国之改革启蒙思潮有着重大贡献的九江学风,就兹开始发轫、形成、蔚为大观……
我来到礼山下的礼山草堂,草堂已经荡然无存。
默然中徘徊在礼山那条盈尺的蜿蜒小径,我仿佛看到当年群贤咸集的读书场景。黎明即起,九江点烛登堂,他执一把纸扇,双手抄在背后,两眼扫一下堂下寂静的学生,然后昂然开讲。他每次讲课,都是先示标题,然后条分缕析,旁征博引,每讲到名节大义、时政利弊之处,他总是慷慨激昂,声震四壁,手中的折扇,敲击书案,让学生动容。
在风云变幻、风雨飘摇的清中期和晚期,九江的学说,在中国学界,独树一帜。他教学生治学、修身、读书。这一切,又都有强烈的针对性。我在礼山下沐浴着旧时的学风,一百多年前的学苑的纷争,又仿若眼前。
在九江生活的咸丰、同治年间,汉学被视为学术的正统,它重考据,讲训诂,宋代的理学被斥为空疏。九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国学的种种偏颇,他痛心汉学家门户之见日深一日,治学支离破碎,脱离现实,在内忧外患面前显得细碎无用;他批评一些汉学家纠缠章句,不顾义理,无视文章的根本大义,竟会用二三万言去考释无关宏旨的几个字;他忧虑当下士林风气的不振,连那些聪明卓越的学者如纪昀、阮元,也全被禁锢在汉学繁碎的考据中了,难怪天下缺少真正的人才。他对被攻击为空疏的宋学,也有自己独家的解读,比如“存天理,去人欲”,很多汉学家就攻击,“欲”只能寡,没办法去。九江就申明:“人欲有公而有私也”,他以鲸布为例子,鲸布反刘邦,自言欲为帝,鲸布之欲显然是邪恶的,当然必须除去。九江对人欲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辈读来,比朱熹的持论,更容易理解,更平易近人。

历史的云烟已然消去,礼山草堂的书声,却依然回荡在我的心头。我知道九江先生一早一晚都爱散步,我希望沿着铺满枯叶的山径,能循着他当年在山林间漫步思考的脚印,领略他不为无用之空谈阔论的内心。
礼山,真是一处读书学习的好地方。小小的山冈,有石有树,寂静优雅得古意盎然。我坐在半山拙朴的亭子,看风吹着丝丝的白云,思绪,却飞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些清晨、黄昏……
九江,这一次改变了慷慨激昂,他变得循循善诱。他告诉学生,有孝悌之心,却行不出孝悌之事,算不上是真孝悌;读书人常喜欢据理力争,却不知在家门内,争财是罪过,争气是罪过,争理其实也是罪过;名节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读书人不讲求名节,就不是真君子,他感喟近二百年来,人们都热衷于名利而淡漠于名节了,而古代那些大贤,在“辞”与“受”、“取”与“与”、“出”与“处”、“去”与“就”之间,昭昭大节,如日月经天,光照古今,即使奸臣贼子,也不敢不顾忌和畏惧这些直节之士;读书人要克制脾气,改善秉性,你能够自我克制,就是你战胜了脾气,做起事来,或刚或柔都能周全,你不能自我克制,就是脾气战胜了你,无论是刚还是柔,都无济于事;读书人要有庄重的仪容举止,时下好多人喜欢标榜豪放不羁,不愿自我约束,不注意仪容举止,这是亡身的征兆……

礼山的学生,去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当年的风云际会,激扬文字,于今想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九江教学生读书,既提倡勤奋苦读,像东方朔,六年记诵四十四万言,平均起来,每天不过记诵二百余言,又贵在抓住要点,而有所心得,像诸葛亮读书那样观其大意、不求精熟,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教学生读六经,读二十四史,读旧制旧例古今成法和有关历史人物以及典章制度的事实传说,读阐释义理和性命的性理之学,读诗文辞章……
我很向往礼山下的那群学生,九江先生,原来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你看,他讲克制脾气,改善秉性,就举了很多有趣的例子:学者吕祖谦年少时性情急躁,容易暴怒,后来读到《论语》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大受触动,终于改变了以前的秉性;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性子急,他就佩带牛带提醒自己柔韧些缓慢些;春秋末年晋国的董安于性子慢,他就佩带弓弦提醒自己紧张些快一些;自己在山西任事的时候,就听说了两个相反的例子,一个姓王的知县性子急,审案时五板子不招,就下令杀人,人称“五板子”,另一个姓阴的知县性子慢,三年不换洗衣服,因此人称“阴三年”,这两位知县尚且管不了自己,你说还能管治别人吗?他讲家庭出现争执,主要不是用理去解决,而是要用仁心去化解,而仁爱,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他讲起了九江南沙身边的例子:有一个人,小时候非常穷,做过扫地的仆佣,后来经商致富,他对弟弟非常友爱,有财物都分一半给弟弟,时间久了,嫂嫂就对小叔非常不满,这个人知道后,就对妻子说,我是穷命,弟弟才是富命,我做生意,若以自己的名义做肯定输亏,以弟弟的名义做就会获利三倍,你现在得温饱,都是沾了他的光,妻子听后立即改变了对小叔的态度,一家人和睦相处,家境更臻富裕,这个人,就是既懂得仁爱,又有仁爱之术。

我也很向往礼山下的九江学风,讲学问,探求学问的本末源流,讲知识,探询知识的融会贯通,讲致用,探究致用的应变之术,讲经世,探寻经世的救弊办法。而每天,九江先生总是赳赳而来,教学生明白空洞的东西,即使说得再响、音量再高,也不可能持久;自古才能出众而气量较小的人,常会自我夸耀;读书人不要死读书,要注意修养身心,以担当起天下国家之重任。


在九江古镇、在下西乡太平村、在龟岗、在礼山、在奇山,我风尘仆仆,一点一滴地寻觅着九江的生平。
九江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最初阶段,时代与环境的局限,使九江没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但他审时度势,教学生做学问、学知识、修德、致用,渴望能培养出大批操守高洁、才干卓越的通才,以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担当起天下的大任。他的努力和愿望,没有落空,在他的学生及后学那里,实现了——他把他的学生康有为等人,托上了新旧思潮交汇的风口浪尖。

日子如白驹过隙,九江,在礼山草堂执教,已经二十几年了。从在山西候任开始,他就已经在积累资料,准备著述,前前后后,已经准备、酝酿三十几年了。现在,每天晚上,坐在老旧的书案前,秉着一炷蜡烛,对着堆积如山的书稿,他一部一部殚精竭力地整理。七十几岁的老人,精力有点不如从前了。他最先编定的是《国朝名臣言行录》,这是仿宋朝朱熹《宋名臣言行录》的写法,记述清代有作为有影响的官员的事迹和语录。接下来是《国朝逸民传》,这部书稿记述入清以来明末那些遗老以至清中叶以来隐逸不出者的事迹,包括像春秋时期的柳下惠那样曾经做过官后来又退隐的人。第三部定稿的是《性学源流》,这是一部他自己特别看重特别审慎的著作,他的学术思想、学术心得、学术思考,都全部倾注在这部煌煌大著里,这几乎花了他整整一辈子的心血,在《性学源流》里,他把有关天理与人性学说的性理之学,讲得透透彻彻,把性学的源流与发展,梳理得清清楚楚。
烛光下的九江,慈眉善目,一如进士叶衍兰光绪五年绘于礼山草堂的那幅画像,完全没有了中年时的那种端庄严肃。
他微微弓腰,濡墨挥毫,又校定了《五史徵实录》。虽然,自己偏好秦汉以及以前的历史,但编撰这部《五史徵实录》,是因为宋、辽、金、元、明五代离当代最近,其中不少事件可资当前借鉴。然后,他着手整理《晋乘》。这是他在山西候任时学习、收集、记录山西一些重要城镇建制及民俗的情况,类似宋代学者程大昌的《雍录》。
他还有两部书稿未拟就书名,一部是关于国朝儒学宗绪,一部是关于蒙古见闻。关于国朝儒学宗绪,是仿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述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及流派,兼收汉学宋学,以纠正当时江藩《汉学师承记》的偏颇,这实际是一部清代学术思想史。关于蒙古见闻,则根据自己出塞蒙古几个月的所见所闻,记述北疆蒙古一带的地理和风土人情。
九江的著述,汪洋恣肆,一如他的讲学,视野宏阔,兼容并蓄,这些著作,少则几十卷,多则上百卷。透过缠绕着历史的迷蒙烟雾,我用心慢慢地读到,这些著作,无论讲修德修身,还是讲学术源流,讲现实应用,全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试图对当时的人心不古、学术偏颇、以及内政外交的危机等问题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资料,他自己亦自信,这些书籍,能够对天下人有所裨益。
老人的一生,在这些浩瀚的卷帙里,渐渐地老去了……

光绪七年,夏秋,九江已经75岁高龄了,这时,他突然接连经历了弟弟宗琦的去世和朝廷褒奖给他的京卿衔。这突如其来的悲和喜,使他预感到来日无多了。于是他谢绝一切事务,全身心投入到书稿的最后编定。由于年事已高和过于劳累,两个多月后,九江彻底病倒了。
之后,某日,九江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将自己的书稿全部焚毁。
不久,九江即与世长辞……

眼前的西江,万古奔腾,不舍如斯。我在西江边对着大海眺望,想寻求一丝丝历史的答案。九江在病中,究竟怎样下的这个决心?他亲自做还是有人帮他?当时有人劝阻吗?面对着烈焰和灰烬,他的心境如何?无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一切了……九江的临终焚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永远的谜……
黄国钦 广东潮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东文学院重点扶持项目签约作家;一级作家。现居广州。

(责任编辑  朱继红,刊于《广州文艺》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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