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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教授
 来源: 广州文艺

  作者:吕明烜, 1988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肖恩教授》
          鲁迅写过《藤野先生》。一下子,藤野严九郎的名字传遍中国。到今天,这个仙台的教员恐怕要比伊藤博文、东乡平八还要著名了。
    “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那杆刻薄凌厉的健笔,竟也能流露出这样深情的句子。于是,便有读者东渡扶桑,继续去丰满“佳话”、重现历史。他们带去原文,带去见面礼,当然,也带去鲁迅的死讯。藤野当然十分感动,提笔去回忆多年前的学生。然而坦率来讲,藤文朴实、亦真挚,但林林总总归结为一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没有特别印象?小教员竟不记得这样一个大文豪了。于是有人哗然了,说鲁迅一厢情愿者有之,说其刻意夸大者有之,也有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心境的,真是好不热闹。
          但是,鲁迅的感念有什么不正常呢?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往往多是美好幻想,很自信,但不真实。世间的情感很少有对等的,“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天地人心从来如此。不过,这又怎样呢,难道真的妨碍我们去敞开心扉吗?
          所以,湾区也无非是这样。常绿的橡叶衬着二月的晴空,被热烈的阳光映得灿烂。叶下自然缺不了中国学生成群结队,谈笑,嬉闹,来来往往。
          斯坦福再大大不过人的腿脚,若让学生花费半个钟头来从教室走到食堂,估计领导就要挨游行了。所以学校的核心区也就是一点点,几个教学楼挨得很近,图书馆也不远,从一处走到另一处,真是方便极了。
         既然来了,我就去多听几门课程吧。过来美国讨中国学问本也奇怪,但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倒也重要。换个角度看中国或许也有味道呢。于是听历史、听思想、听文学,却是越听越厌,有时竟连逼着自己去学英语的动力也鼓不起了。大概也是入乡随俗吧,中国生产的货物输往美国,要标英文,是为了能卖;美国生产的东西输往中国,保留英文,是为了好卖。课程也或类似,专业是中国历史,老师是华人,学生皆来自中国,看着中国古书,思考中国问题,然而大家都用英文来讨论。而下课铃一响,老师学生就立即清一色的普通话了。对学校这种古怪的规矩,我只能想,英文毕竟是比中文更正式了。不过这对我的听说是有好处的,于是平下心,听大家评价“first emperor”,讨论“ritual and music”,也时不时去插上两句,倒也很是开心。
         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吧。于是我就往宗教系的教室去。美国有自己的礼节,或者也是因为班小,总之旁听一门课最好要先给教授发邮件申请。一般教授都是会同意的,简单回复邮件,表示欢迎,然后你就可以去了。但肖恩教授的回复极其热情,他听说我是中国来的,一定要和我通一个电话。电话里,他说他要对比海德格尔和老子,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我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吱吱呀呀地答应了。
         托马斯·肖恩教授是研究海德格尔的专家,看来有七十多岁了,然而活跃似青年,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手舞足蹈。他给“双目如炬”添加了新含义,目光明耀但不摄人,只是点亮快乐和激情。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外向的哲学工作者。讨论班很小,肖恩教授时而在黑板上画示意图,时而用肢体语言来做例子,开玩笑、挤眼睛,时刻保持着轻松欢快的讨论氛围。然而课上讲述的是深奥出名的《存在与时间》。
         海德格尔本人博大如海,但似乎从来都是沉着的人。据说他做讲座,很多都是把稿子预先写好,然后课上从头到尾念读一遍。所以在我心中,现象学从来都是稳重如山的。肖恩教授把如此严肃的内容搞得这么欢乐,乍一下真让人难以接受。但听着听着,却也进得越来越深。
          一切哲学或哲学宣讲的魅力,都只在于它的思辨强度。浮夸和空洞的东西,在人类理性的拷问下,都将迅速枯萎。但是思想深刻并不代表语言晦涩,大哲学家总能找到文采斐然的通俗句子,将其精深的思考植入其中。而好的哲学教师,也能以最简练、最通俗的方式把道理传达出来,不去装腔作势,也不去故弄玄虚。所以,哲学虽不依赖有趣,但天然寻求有趣。纯熟于哲学的工作者,都是深谙此道的。
         在一个幽默接一个幽默后,我们跟着肖恩教授回溯了希腊语的词源,穿过了千年的哲学史。教授擅长打比方,连我这个英语半吊子,也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于是论“此在”,论“座驾”,一个学期下来,把海德格尔的关键问题都梳理了一遍。肖恩教授不是按纲授课,他喜欢见招拆招,布置下读书任务,下节课上来讨论,有关书中内容大可尽情提问,百无禁忌。学生向来是怀着炫耀的心理挑战老师的,虽然懂得不多,但提问总要极尽刁钻。几次我都觉得教授要挂在那里了,但肖恩总有办法正面回答,且能引导问题,朝向现象学的核心。
          课程的一大亮点,是追寻海氏对《老子》的研究。1945年后,由于政治原因,海德格尔一度很窘迫。然而也在此时,他对西方的未来发生了深切的忧虑,呼唤更新、寻找出路的使命感,让他冥思于文化命运。也是在这时,他对东方文化产生了强烈兴趣,研究日本,并与萧师毅共译《老子》。
          肖恩很有意思,基本不通汉语的他,每次必会发给大家《老子》原文,并附上自己的试译,对比多种译本一起讲授。由于我在班里,他时常会就中文的语汇问我意见,有时问题简单得可笑,比如搞不清楚“日”和“曰”的区别,但他从没放弃直译的尝试。那几节课真是好玩,我的英语磕磕绊绊,肖恩和同学的中文磕磕绊绊,但我们就这样跛在一起,互相搀扶慢慢前行。
          不过更加有益的,是肖恩提供的阅读材料。在材料中,有一段文字让我震撼无比。海德格尔在德国周刊《明镜》访谈中表示:
          西方传统的更新“不可能通过对禅宗或者其他任何东方对于世界的经验之采纳而发生”,因为“思自身只能为同宗同源之思所转化”。
          我整整将这句话读了五遍。
          我才意识到,面对新世,所有文化的课题都是相似的。出路、转化、谋求新生、安顿人民。这是一切文化在任何时代所共同面对的根本问题。来路可溯而前途未卜,站在当下的关口,又有谁能保证前方一马平川呢。西方如此,古老的中国更是如此。远方令人向往,光怪陆离的名物与风土总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理想。在此处难以处理的难题,也总期盼着传说中的远方能人——希望就是这样魅惑着人们。然而海德格尔是清醒的,一切智者都应该是清醒的。远方的意义在于让人知道家园何在,但这只是一方面。如果真来整顿自己的田园,又怎能指望遥不可及的异域呢?培植根本,方有新枝,毕竟传统是处在其中的人们逃脱不掉的命运。
         身在异乡,这段文字读来更有感触。对于其他同学,他们的异乡只是面前的《老子》。而我的异乡,除了眼里诘屈的字母,这桌椅、这教室乃至声音和空气,无不在提示我的客居。然而也是在这种异质感中,我却越发理解了自己的家园。
          我想,这也是海德格尔想传达的吧。
          在临近期末的一节课里,肖恩问大家,觉得海德格尔究竟搞懂了多少老子,大家笑了,然后他说中文真是门复杂的语言,他这么一段段读下来,有点能体会海德格尔的心境了,大家又笑了。在那节课上,他拿了一根木棍给大家,向全班宣布,这是海德格尔的手杖,是他从黑森林特地带回来的。他郑重地把木棍交给同学,让大家传阅触摸。虽然我很怀疑这个木棍的真实身份,但当我拿起它时,一种不可名状而略带神圣的感觉还是充满心间。我拿着它从头看到尾,头上有点黑,底端有点秃,没什么特别的,但想到这是海德格握过的,就感觉非同寻常。
          我和海德格尔,通过斯坦福,通过手杖,通过文字,通过肖恩,微微地接触了一下。这一点触碰,于我,如海潮澎湃。
         学期结束时,肖恩请我喝咖啡,其间他讲了很多,也问了很多。我们从中国文化聊到美国政治,从他亲见海德格尔的印象聊到他对西方文化的看法,林林总总,非常愉快。他说下学期要去清华开课,希望能在中国再见。
          我当然很高兴,但心里也很清楚,未来的事情,毕竟难料。期待固然可以美好,但当现实并不如所预期时,也必须接受。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中,肖恩教授是给我印象最深、启发最大,让我最感动的一个人。他对我的教益,超出了那点哲学知识,而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哲学是切身的,是可以改变气质的。我对他是一个事件,正像鲁迅之于藤野。他对我却是一个人物,正像藤野之于鲁迅。然而差别在于,我们的交往很浅,比鲁迅他们的关系要浅上太多。无非问候、听课、寒暄。而他的学术地位又比藤野高出太多。
          然而我永远不会忘怀他,忘怀他的教导和启发,以及《老子》,以及海德格尔的手杖,就像我也不会忘怀这段阳光灿烂的异国之旅。
  刊载于《广州文艺》2016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张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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