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所在位置: 首页 > 好文精选 > 散文天下 > 张献忠与洋人的交际史
张献忠与洋人的交际史
 来源: 蒋蓝

利类思、安文思与《圣教入川记》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颇多,但正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良莠不齐。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贵,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利类思(1606—1684年),原名Ludovicus Buglio,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起程赴澳,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字再可。1637年(崇祯十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传教二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传教,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也撰写有大量传讲天主教的著作,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1677年),字景明,原名GabrielMagallaens,葡萄牙人。1640年(崇祯十三年)来华,先住杭州,后入川传教,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到成都。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并从事传教活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被一箭穿胸毙命,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顺治五年( 1648年)到达北京,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待,允许他们传教。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除了制造机械,他还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

安文思在北京传教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阙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古洛东所说他在上海见到的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当即与《张献忠记》有关。他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圣教入川记》,从而保存了《张献忠记》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圣教入川记》的亲历价值。安文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逝世,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树立的“安文思墓碑”。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的老家传教。刘宇亮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刘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但刘宇亮声望极大,热心天主教,在他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锋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人士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皆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4页)

一个被中土内陆省份视为“异物”的宗教,在尚未成为“异端”之前,人们总是报以稀奇、观望的态度。利类思随即在绵竹天官府讲经布道,受洗者达30余人,这应该是四川第一批正式受洗者。随后,利类思再到繁华的成都播洒上帝之爱。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在成都的达官显贵中挑选了30位天主教徒,成为四川一地的第二批教徒,其中就有蜀献王后裔伯多禄(音译)等人,率领家眷受洗礼。1642 年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文思从杭州来成都协助传教,保宁、顺庆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传教经堂,四川逐渐成为重要的传教区。随着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造型特异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让居住于山区、觊觎红尘动向的道观中人,大为不快。

《圣教入川记》屡屡提及为难天主教的“道党”,乃是道教教徒。当时成都道教盛行,从教者广泛,官绅较多。一见洋天主教吸引听众,他们立即采取了很多攻击措施。四川武官阎督系明蜀王府禁卫军统领,皈依天主之后,奋力保护教众,还在自己家中设立圣母堂,可见当时天主教对于绝望世人的大光普照。

本书里,显示出作者拘于教派之争的狭隘立场,远没有宽厚仁爱的立场:“道党种种暴行,攻击圣教。后刑司暨官府查实,分别首从,将为首滋事三八严办;余皆薄责,充留省外多其余附和之辈,亦受应得之罚。因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是其显报也。”(《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3页)最后一句,不应该是真正得道者说得出口的话。

崇祯十七年八月初九(1644年8月9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圣教入川记》记录的张献忠进入成都城的时间为九月初五),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带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赶紧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张献忠分军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铸造、天象与《天书》

 

《圣教入川记》没有交代清楚的是,两位传教士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已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这个吴继善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推荐两位司铎?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进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遂成为朋友。

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已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洋人出山觐见。

见到礼部来人,不得有误,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光禄寺署,受到御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来到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当时,这两个人都还算年轻,毕恭毕敬,他们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两人穿着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手里还捧西文版《圣经》。

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

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为了传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利类思道:“我们在澳门学了两年的汉语,风闻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们就来了……”

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好印象。再一想,这两人胆子够大,能够进入正在战乱的内陆积极传教,可以说是明末最有冒险精神的两名传教士。他们对传教的那份执念,为了传教所能做到的牺牲精神,让久经沙场的张献忠暗暗称奇。

胸怀祖国的人,总是渴望放眼世界。张献忠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0页)

张献忠是最求立竿见影出效果的人,不喜欢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回光禄寺署,他已经派人送来了各色点心、数匹绸缎、60两白银,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一见洋人没有穿中国式朝衣朝冠觐见,张献忠有些不悦,洋人解释说早已绝世俗荣华,张献忠对此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二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这也成为革命学者们引为张献忠“智识非凡”的铁证。

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一见,一箭双雕,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获得10两银子的俸禄。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大西国的国师了。

张献忠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天文地理,民主选举,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君子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请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费著《岁华纪丽谱》载,南宋的成都冬至,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要在大慈寺设宴。

陕西也有冬至吃腊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为隆重。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然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张献忠下令,请两位洋人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这一评语,已是一代明主轰然崛起之兆。奇妙的是,恰在于紧接此句之后的一句话:“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看起来,反而让我疑心,写作者此时饱受刺激太巨,头脑已不大正常。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这满足了他极大的好奇心。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那是一架巨大的天文仪器,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天体观测仪,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确地标刻在他的仪器上,仪器的转动,能演示出它们在天空运行的轨迹。在落下闳提出“浑天说”之后一千六百年间,世界上一直没有其他理论比他的想象说更为正统,地是中心,宇宙围绕着地球转。

对此,以革命为职业的张献忠并非一窍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但他们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经历8个多月的奋战,两个铜质仪器完工。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官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州,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佣人亦均赏赐。”(《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3—24页)

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了。

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他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举他的几首顺口溜为证,其实,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

张献忠迷信甚深。在我看来,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他反复摩搓,红铜越来越红,突然,发出冲天血光。

自从拥有了天象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空旷的坝子里(现在的天府广场)独立向天,这分明是屈原“天问”的函授弟子。

某天,他似有所悟,发出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由此可见,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他极可能与晚期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

天象仪、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厅,宛如天外来客,凡人不可靠近。矛与盾一直围绕着它们旋转,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某天,引起了一场“何以天圆地方”的形而上的讨论。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这个终极问题。

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

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草灰蛇线,羊肠小道。他非常诡诈地回答:“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段话,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又要维护国粹,问题在于,中国的稳固如何是八百年呢?所以有学者说,大西皇是坚定的爱国主义,东方文化为世界中心的提倡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实践者。

张献忠决定举行一场辩论大会。他命令宫廷太监与洋人进行学理驳难。真理,越辩越明嘛。

他突然插话:“外国有无菩萨?”

太监们揣测旨意,大肆诋毁天主教。但张献忠显然更为宏阔,他不以亵渎天主之言为意,反而颂扬天主真神。放声高祷:“天主命我到川剪除道党,以救二位司铎,因司铎所传之教律大而且圣。不幸中华人民固执于恶,未能守之。”张献忠手抚怅然,向司铎云:“我今亦在教,谨守圣律,若将尔等之长须让生我之颔下,必能成一善教友,与尔等无异。”这个话,让洋人大惊。其实是他们没听懂。头发长,见识短;老龙王,胡子长。张献忠的意思是洋人见识多,学问渊博,如果他获得了洋人的智慧,那么就彼此彼此,都是教友。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大炮。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心理。

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所谓红夷大炮,乃是荷兰人发明,原名叫“荷兰雷”,因中国人称荷兰为红毛国,故称为红夷大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承蒙皇帝准许我们传教,为了大西国的国运昌盛,我愿助一臂之力。”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铸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县(今彭州)传来急报:彭县民众造反,叛民与南明残军聚结于关口(丹景山)、海窝子一带的山寨,抗税抗粮,抵抗大西军。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车轮子大,加上车轴宽,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与成都街面同宽,直达彭县。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费时费力。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因需要仰射,操作更为困难。最终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但张献忠没有重责洋人,他自有他的金算盘。

 

滔滔血海浮起了天地

 

在铸造之外,张献忠得陇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箴言”翻译为西文,寄望在西方传播,以扬其聪慧。洋人认为这是“谚语”,而且狂悖荒诞。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自古有“语录”传统,圣者之言,方为“语录”。

张献忠的这一番比热烈拥抱地球仪还要狂悖的念头,是依靠如下言论支撑的——

张献忠说:“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

张献忠又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

张献忠还随口吟诵:“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

……

张献忠口述完毕,“请洋人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注意,张献忠使用了“请”字。这就是说,笛卡尔死于1650年,弥尔顿尚在奋力写作史诗,如果真的把张献忠的作品翻译为西文,他们就是第一批西方读者。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定张献忠依靠“语录”与《天书》两本著作,就将首开华人问鼎之先河。

热衷于天文研究与发表作品的大西皇帝,毕竟不是意气书生。突然之间,张献忠虎目圆睁。

“脸,突然就黄了。”

他怒不可遏,七窍生烟,人神皆不能当。簇新的宫殿开始摇晃。受到战事不利消息影响,皇帝愤怒指出:两个洋人均为奸细。

他们是谁的奸细?李自成的?还是清军的?抑或明军的呢?

张皇帝目光如炬:“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

这就是说,张献忠提出了“国际间谍”的严重问题。这的确体现出张献忠的国际视野,非同寻常。两个洋人双股战战,叩头作揖,毫无效果。最后沉默了,只得听天由命。突然间,皇帝又和颜悦色,一派风和日丽,伸出巨手扶他们起身。

张献忠的岳父是南京的一个老儒生,从洋人处得到一本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后,一读狂喜,再三索书,他们又把《天学实义》给了他,也是利玛窦所著。张献忠岳父一读再读,竟然产生了皈依之心。但张献忠耳听八面,知道洋人竟然还藏匿了自己不知道的“天书”,疑心大起。他以为司铎尚有天文、算学诸书匿而未献出,遂命令将各书悉数交出,以便检阅。张献忠检阅各书,其中见有巨书一册,书之第一篇有二赤身儿童像,童背有二羽翼,如天神模祥。“此乃西国风气使然,凡学问之书多用图画,以醒眉目。献忠见之,即询其故。司铎答以此书所言各事均以图画详明,使人易为理会云云。”

张献忠闻之,狂吼云:“真正野蛮!”言完,又索要天文书。

“野蛮”一词出自张献忠之口,历史就是如此妙不可言。

他为什么屠杀四川人?张献忠对洋人讲述了一番至理名言,也可以收入《天书》:“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因天前生孔圣宣传圣道,早知川人弗从,故生孔圣于东省。而东省人民爱圣人、遵圣道,而川人反是。故天厌之,并屡降灾殃以罚之。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到此四川传扬圣道,力挽人心,而人民亦弗之听。若辈之罪,擢发难数,故天震怒,遣我天子以罚之。”(《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34页)

这是一番绝对虚构不了的话,恰在于其滔滔雄辩的杀人逻辑。替天行道,吊罪伐恶。反过来看,张献忠坚持认为,自己与孔圣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某天,张献忠正在对科考学子大开杀戒之际,成都的文庙突然起火。张献忠疑虑,问左丞相汪兆麟:“孔圣人是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哪?”汪兆麟是一踩九头翘之辈:“不!这是孔圣人告诉我们,四川的文运走到尽头了。”张献忠哦哦几声,抚掌大笑,看来真理在我们一边。

张献忠缴获有一面宝镜,名曰“千里镜”。他仰视天象,俯察四方,常用千里镜予以照射。大西国官员对此宝镜的威力深信不疑:“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我估计,张献忠应该也使用千里镜独照过洋人,显然,他的X光设备透射出了“赤胆忠心”,否则,洋人早早就被拉去喂皇宫里的獒犬了。

张献忠对各类天书具有一种病态的痴迷,尤其是汤若望的著作,起早贪黑诵读不已。

大顺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南下的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大西军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无法带走,他下令把皇宫里的石犀等掀翻下埋。我估计,那两个红铜仪器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驻扎在南充军营之后,张献忠似乎并没有如史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全力准备“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象仪等,思念就是最大的心魔。他实在忍不住了,鉴于地球仪、日晷等一并制造费时费力,他必须具备鉴别主次的辩证法。他下令:“劳役二位司锋,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在我看来,天象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张献忠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窥破天机,从而找到破解之道。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办法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好不容易赶制出来,张献忠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他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一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他指出,这个天象仪制作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象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预以加害昌盛国运呐……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但显然已经不能声震屋瓦,至多是声撼帐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惟害国,且害己身。判决:将二个洋司铎处以极刑。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是严密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消……洋人待在巨大的恐惧里,双股战战,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

但张献忠大喊:却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这些事情,一直到二位司驿随军到达西充县也未消散。皇帝令二人就住在献忠凤凰山的老营(司令部)附近,说是以便顾问,实是监督。这是因为二司铎从在成都开始就在上层人物中发展信徒,张献忠的老岳丈及其夫人,劝化了全家老幼32人悉奉圣教,还有些宫女和军官等数十人领洗入教。人在困境里,很容易回忆起鲜衣怒马时候忽略的细节,现在一旦回想起来,张献忠陡生疑心。他的老营附近天天杀人,二司铎“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决定上书陈情,请求让他们离开部队,返回澳门。“献忠阅书,疑为讽己”,他决定找一个出气筒。他认定这些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将其岳丈还有川籍仆人6名一起逮捕处死,只留下澳门人安当未杀,但须受鞭刑一百……

《老子》有箴言:“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这个道理,饱读中外典籍的张献忠,应该懂吧。

这一切,距离那一支飞扑皇帝胸口的利箭,仅有几个时辰了。他是活到死、学到死的榜样。

好了。我们就让那一支利箭,多飞一会儿。

·········································································

刊发于《广州文艺》2017年第11期。

蒋  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朱自清散文奖、人民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四川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成都文学院终身特约作家。已出版《豹典》《媚骨之书》《梼杌之书》《霜语》《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等文学、文化专著。多本著作入选年度中国好书榜。曾任《青年作家》月刊主笔、主编,现供职于成都日报社。

Powered by guangzhouwenyi Copyright © 2012-2017 广州市文艺报刊社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文德北路170号文化大楼四楼 邮编地址:510030
粤ICP备08001043号-1    技术支持: 海极网络    友情链接: 快递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