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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寅抬会记
 来源: 东君

主持人语


据说东君的名字来自屈原的《九歌》,意思是“太阳神”。

我与他相识久矣。他是一位拳师的儿子,也习武,可我感觉他出手一定是慢拳,却也力度深透。这也就应了我给他的几个关键词:清冷、雅致、舒慢、智慧。不论他再怎么慢再怎么不把话说透,他心里可是明镜一般。

《庚寅抬会记》中,开篇极具特色的地方性语言以及轻慢的叙述方式,使全文呈现出简洁的面貌,这种有着中国文言、江南方言相间的叙述特色也就是东君创作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以为我的小说的韵味是东方式的,叙述是南方的。

他的散文是圆润却内有棱角的,他对事物的娓娓而来,让我们感受到他的观念所在,还有他的思考。睿智如他,在做人和说事上有着自己坚守的底线。我曾说他有着施蛰存的气脉传承。

东君写作,仿若山边漫步,气定神闲,像那得道的诗人。而这诗人有着“太阳神”的名号。

——主持人:张鸿






庚寅岁末,兰姨带着一个大网兜和旧兮兮的挎包跨进我门家。屋外的寒气徘徊不去,北风贴着地跑,像一条疯狗那样忽远忽近。蒙尘的灯泡从天花板上投下一束黄光,把一桌饭菜映照得生色不少。但我们一家人谁也没有动箸,都静静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兰姨坐在镬灶间的柴仓凳上,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这让母亲脸上有了几分尴尬之色,她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只好把汤罐里的温水舀出来,添些冷水,直到水桶里的温水都快满溢了,才对着我们兄弟俩唤道,暖汤烧好了,谁先来洗面洗脚?依旧例,我们每晚洗漱都在吃饭之后、睡觉之前。因此,我就说,我们连晚饭都没吃,怎么就先洗面洗脚哩?这话让母亲听了越发尴尬。那一刻,她好像忽然省悟,我们还没吃饭呢。可是,让我们坐在那里有滋有味地扒拉着饭,让兰姨独坐一隅苦等,似嫌怠慢;但兰姨的脾气也怪,非要等父亲回来她才肯吃饭。灶孔里的暖气弥漫着整个镬灶间,兰姨依旧木木地坐在柴仓凳上。有时猫来窃暖,无声无息,如同幽灵。从灶孔里发出的松柴微火的钝响,应和着远处零星的爆竹声。我跑到楼上,打开窗户,看看那条巷子里是否出现了父亲的身影,却只见几个老人带着小孩子在巷口点岁灯。从这条巷子望出去,是一排繁复的灯盏,一片安放喜气的瓦屋。瓦屋尽头,并没有响起橐橐的脚步声。远处的天空,只有几束烟花寂寞地燃放着。

听母亲说,父亲一大早就跑到外面讨债去了。也许他现在就跟兰姨一样,正在那户人家守候着,闷闷不乐地等待着主人的归来。兰姨是从两百里外的一个县城过来的,这一回她若是讨不到钱,就没脸回去过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待在我们家里苦等消息。她坐在我们家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是来讨债的,倒像是来作客的。通常情况下,她是隐忍的、知礼的,即便流泪也是背过脸去的。半年前,父母为兰姨作保,参加一个“互助会”。谁知“互助会”竟是一桩骗局,父母和兰姨的血汗钱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卷走了。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吃过最大的亏就是碰上“抬会”这档子事,以后吩咐子孙,九世勿碰。

“抬会”,也叫“聚会”。乡人忌说“抬”字,因为它容易让人联想到抬棺材这档子晦气的事,但他们说顺了嘴,也就不管什么忌讳了。这大约也是抬会后来活该倒霉的原因之一吧。抬会是怎么来的?我那时年幼,未曾问过大人,只是听一些人说,它是一名深山冷庙里的尼姑所创的,尼姑大约是收了一个小镇上的穷木匠的好处,就面授机宜,让他一夜发财。我后来写一本有关地方风土的书,特地查了一下有关“抬会”的史料。原来,这种民间融资的奇招并非尼姑所创,它在温州由来已久。民国时期的抬会是这样的:一个会由十余人凑成,牵头的,称会主,入会者统称为会脚。入会者先有约定,会金须得定期交出,首笔会金由会主收用,类如牌桌上的头家先出牌,此后的规矩则是让会金依次交给会脚,各人轮流收一次。收毕会金,会主就在家中摆一桌酒席宴请会脚,俗称“吃会酒”。此种风气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虽然不太盛行,但一直以来在城乡之间得以保存。八十年代中期,“抬会”换了一种面目又幽灵似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会”中生“会”,就有了各种名目的“会”:“八年四会”“二万会”“五万会”“摇会”“退会”“进会”等。一种叫作“银背”的人也开始游走于乡野市镇。“银背”是什么?字典上没有这个词,好像是我们这一带的人独创的,意思是“背银子的人”。奇怪的是,银背和会主大都是没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大约因女人属阴,天生就有一种吸金的能力。那时候,一个貌不惊人的村妇也许就是百万元的会主。会主、银背、会脚之间的关系如同一张蜘蛛网,既是复杂的又是脆弱的;只要其中一个受损,便是一损俱损,整张借贷关系网也就随之撕开了。父母和兰姨的钱交给一个银背后,就是这样不知所终。父亲找到了那位银背,她虽然欠了父亲一笔钱,却显得很轻慢,脾气不小,用父亲的话来说是,病人大过郎中。父亲隔三岔五上门讨债,奔走不歇,却总是无果而归。也就是在那个除夕夜,父亲依然在一个银背家苦等那笔陈欠。

父亲回来已是很晚了,母亲把饭菜重新馏了一遍。兰姨和我们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了解情况。听父亲说,整整一天他都在一位银背家中坐等。他们家里还有十几个像父亲这样前来讨债的人,个个都霜着脸。而银背呢?却跑到那个会主家去讨钱了。但有消息称,会主还不起钱,她家的“钱庄”被人封了,而她本人究竟是卷款逃匿,还是被黑道上的人绑架了,外界不得而知。这家会主的遭遇还算好的,有一家会主的家门天天被几百个债主像石头似的堵住,走投无路,呼告无门,就拿烧酒伴着敌敌畏灌下去,一死了之;她的丈夫解下了领带,也要投梁自尽,幸好被人及时发现。这世道,父亲说,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末世景象了。

说到这里,父亲看到桌上摆着一盘猪口舌,心中似有不快,让母亲端走。母亲不解地问,这菜冷了不好吃?父亲皱起眉头说,倒掉。父亲的脾气原本就不太好,这些日摊上这些烦心事,更是肝火大动。一回到家,便是闭门称尊,仿佛要把自己在外边所受的屈辱全都撒到我们身上。我们总是想躲到父亲的视线之外,但屋子太小了,父亲目光一扫,纤细必照,看什么不顺眼,必加呵斥。猫狗也不例外。父亲喝斥母亲的时候,兰姨就在一边相劝。母亲(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脾气温顺,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到柴仓凳上,往灶孔里添了一块樟木,把灶火拢住,这是我们镇上的习俗,每逢除夕夜都要为明年留点什么。在锅里留点饭,也是这意思。

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父亲在门口打了一串鞭炮,放了三声炮仗。在硫磺的气味中,我们一家人望着满地翻滚的红色纸屑,告别了旧年。不过片刻工夫,整个镇上的爆竹声便由繁密归于疏落。偶或有几束烟花,在夜空中拖曳着渐行渐远渐淡,仿佛一个人刚唱罢一首歌,还剩些余绪要缓缓地平伏。

新年第一天醒来,我们没有穿上新衣裳,自然也没有向父母伸手要压岁钱。兰姨在我们家过完了春节,心里总是惦记着家中的女儿。兰姨叫什么名字,我从未打听过。母亲让我这么叫我就这么叫了。对她,以及她的家人,所知甚少。只知道她是平阳县人,丈夫是个不太走运的烟花炮竹制造商,到了年底,常常是开着卡车四处奔走,既是去外头讨债,也是避债。她有个女儿,一直寄养在乡下外婆家。按理说,这个时辰,她们一家人本该是团聚在一起,充满喜乐的。兰姨的烦忧也是父亲的烦忧。父亲向她保证,一定会想办法把这笔钱追讨回来。

过了正月初一,兰姨带着无望回去了。

这一年清明,兰姨把几箱滞销的炮竹批发给我们家。父母在镇上一个南货市场做小生意,因此就辟了一块小地方兼卖炮竹。生意居然不错,三天时间赚了千把块钱。又过了几天,兰姨带着一包清明前采摘的新茶,过来结账,父母把所赚的钱悉数交给兰姨。如果我记得没错,这是他们还给兰姨的第一笔钱。剩余的欠款,父亲还会分期还掉。做人不能没人影,父亲常常这样说。所谓人影,在我们家乡,亦指信义。不讲信义的人只会说鬼话,而说鬼话的人只会被人当鬼看,自然是没有“人影”的。

转眼间又要过年了,兰姨又从平阳县运来了一卡车烟花炮竹。父母在自家南货店斜对门支起了一个摊子,我和哥哥刚刚放了寒假,父亲便让我们过来帮衬。边上也有人(以中老年人居多)卖烟花炮竹,亦摊亦篷,沿街摆放,时不时响起一声吆喝。起初,我们兄弟俩都羞于当小贩子,两个人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远远地站在摊子一边,生怕遇见熟人打招呼。天气寒冷,生意清淡,我们都感觉时间难熬,一边跺着冻僵的双脚,一边背着一些古诗词。哥哥背前一句,我接后一句。整个市镇上空唯有雪意,没有那种漂亮的雪花。那年冬天好像特别冷,天黑下来之后寒气更深重了。风一吹,地上的树叶就变成了旋涡。站在街头,有一种生怕被漩涡吞没的感觉。平日里,父亲时常会过来作例行检查,他告诉我们:碰到那些骑摩托车的人(那时候,骑摩托车便是有钱的象征),一定要吆喝一声。但我们兄弟俩都羞于开口。摩托车呼啸而过时刮起的灰土,常常弄得我们灰头土脸。晚上回家洗脸,一看,脸盆是墨黑的。那阵子,由于庚寅会案的影响,镇上经济不景气,买烟花炮竹的人也不如往年多了。但我们一家人苦战十几天,到底还是赚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望着天空中燃放的烟花,父亲的眉头也终于松开了一些。一年将尽,如书读到卷终,总有一些难言的悲喜。除夕前一天,兰姨又带着她的女儿来到我们家,父亲把刚刚赚得的一笔钱交到她手中。这是父亲还给兰姨的最后一笔钱。第二天,兰姨就要回去过年了,母亲给她准备了一些年货带回去。母亲说,兰姨是来向我们讨债的,但她又帮我们赚钱还债。这世上,哪里找得到这么心地善良的讨债人?

过了正月,我们得知兰姨家的烟花栈房发生爆炸,她丈夫和两个工人都被当场炸死了。从此,便断了兰姨的音讯。

庚寅会案发生时,我还只有十多岁。那时候,县里面每天都在审会案,风雨如晦,人心惶然,我们镇上死伤的会主和银背大约也有几十个吧。

除此之外,那一年,我们镇上似乎并无大事可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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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广州文艺》2018年第4期。

东君,本名郑晓泉,浙江乐清人,70后,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著有长篇小说《树巢》《浮世三记》,另有结集作品《东瓯小史》《恍兮惚兮》《听洪素手弹琴》《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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