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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世界的孤独灵魂
 来源: 林渊液


之一:裂帛

  这个场景,是由记忆和想象两部分组成的。属于记忆的是那一条楼梯,盘旋着向二楼蛇行。这是一座欧式建筑,曾经是天主教教堂。在教堂四围,是一片灰扑扑的平房,暗哑、落寞、贫穷,反衬之下,它显得光洁、富丽和不可思议。那一条楼梯盘曲的弧度和它的台阶,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一种突兀的美感和近乎妖异的明净。在这个场景中,雯姨款款地踏着台阶走下来。她穿得很普通,但有一种令人惊艳的气场。一条须边的红方巾披在她的肩上,只见她用手往两边拢了拢,开始神气地讲话……这么多年来,雯姨一遍又一遍地从楼梯上款款走下来,只有那条楼梯亘古不变。

  那时候,母亲在手布局做抽纱,赚钱贴补家用。手布局,就是那座堂皇伟岸的天主教教堂,它由一个宗教场所摇身变成一个手工工场,颇有些沧海桑田的味道。所谓抽纱,其实是从外国舶来的多种女红技法,与本埠的刺绣技艺通汇而成。大家把它喊作“做布”,分明是奔着实用主义的路径去的。“手布”在潮汕方言说的是“手帕”,但在这里,其含义已经扩增了,包含餐布、桌旗、枕套、床眉等等。

  抽纱的胚布通常是白色或本麻色的,亚麻居多,手感有点韧有点扎,很有生命感。我对于布料植物质感的喜欢应该是天生的,总是伺机把它们抱在怀里,用肉身贴着它们的肉身。母亲却不让,说这些布是耐不得脏的,一点小脏都可能毁了它们。更何况,原材料是从外国送来的,要赔也赔不起。那时候,外国是一个很遥远很奇特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而是囫囵一体的。它很像是一个有着某些癖好的富人。那年代人们当街穿的是咔叽蓝的衫裤,难得看到一点靓色,那些亚麻手布上姹紫嫣红的纱线,便成就了一种高贵而美好的想象。而有些手布,是在麻色布上,用麻色纱钩花、抽纱、对诗、绣花、贴花,极尽精致和繁复,当时对这种低调的奢华尚未建立起鉴赏力,只觉得外国人的爱好极其生僻,日子肯定过得无聊而任性。

  我常常跟母亲一起去手布局,当年只有六七岁。在那里,我完成了平生的第一件女红作品:一只针包。针包的外皮是零余布碎,针包的馅是母亲剪下的一截乌黑长发,滴了两滴菜籽油。母亲的绣友们给足了我面子,很多人来预订我的活计,每天接单应接不暇,她们笑说我的生意比母亲还抢手。骄傲的心犹如一只功率强大的熨烫机,机子过处,一个小女孩心内那些桀骜不驯的褶皱便被熨平了,人也有了坐性。

  做女红的人儿扎堆,总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雯姨的名字就是我在此时听到的。母亲刺绣用的是死功夫,很少见她分心插嘴。但我发现了一个例外。如果话题涉及这个名字,她就失了常态,有时是绣错了不得不退针,有时干脆把针停在绣绷上一动不动,偶尔还会抬起来头跟着说上两句。她们有些话是闪烁其词的,似乎话题极沉重,普通的绠索根本汲不上来,我听得似懂非懂,但说到雯姨的美我是听得懂的。潮汕方言说一个女子生得“大幅”,那大意是,她的美是很大气疏朗的。说一个女子生得“鹅鹅”,那大意是,她的面影是丰盈的,美感是温婉的。她们用的更多的形容词我都忘了,现在回想起来,倒有一个词最贴切,她们不懂得用上,那是“气质”。经常有人提到雯姨发表演说的那一天。她的抽纱做工好,被葫芦姆表扬,特意请出来介绍经验。葫芦姆是手布局的管工,取货交货都要她来经手。母亲说从未看过她做抽纱活,也不知道功夫深浅,那气势倒是吓人的,一开口就大声掰喉,对每个人都严苛至极,活像样板戏里的老地主。被葫芦姆看上的工艺,不知道是何等精良,等到看了雯姨,等到听了她的演讲,众人便都服了。没有人需要记住她的经验,她们记住的是,她说话的情态。她说话的节奏不紧不慢,她说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除了披着那条人尽皆知的红方巾,还有人记住她齐肩的头发是用黑色的发夹夹上的。后来有一个阿姨,专门为自己的话题系包袱,把大家的谈兴引回雯姨的红方巾,又噗地一下抖了包袱:你们知道,她的红方巾是怎么来的吗?在众人翘首注目的时候,她得意地说:她自己做的。有一次我从她家门口走过,看到她用绣花针在剔那块方巾的须边,长长的纱线掉了一地……大家面面相觑。在手布局做抽纱的女人们,不说她们个个身怀绝技,只说她们个个技法高超可不是妄言。可是,谁也未曾想到,这些技法除了赚钱养家,还可以用来为自己妆扮。

  我怀疑,这些记忆经过了多番修改和涂抹,细节处不见得就是当年记忆的复原。但对于记忆,我是充满宽容和偏袒的。有一个很雄辩的故事,说一个人记忆力超强,以致他要回忆一天的生活需要用同样的一天时间来还原。这样的记忆有何意义。我且由着记忆往更加粗疏的方向去走。

  偶尔,母亲还会跟我提起雯姨。其实,雯姨是母亲那一辈人对她的称呼。论年龄论辈分,我该称她雯奶奶才对。

  我是很迟才知道一个事实的,这涉及到另一个主角,我们且先来说说。他是我在小城就读的县立中学校长。我读初一时校长已经五十出头了。他很有学者派头,教外语出身,经常穿着笔挺的白色衬衫和灰黑色西裤,腰间别着一条皮带。冬天,外面会罩上一件西装。每天他都面色凝重,像要出席隆重的仪式和宴会。每次周会,他在大讲台上总是引经据典,话题大得没边。我在校园里看见他总是绕着走,连招呼也不敢打。有一次课间操之后,去我书法师傅的宿舍,一见校长正在里头聊天,吓得赶紧掉头走人。我当时在心底嘀咕,这校长大概半生没有笑过,连脸上的肌肉都僵了。关于校长的传言有很多。有一半是关于他的人品和敬业精神的,说是学校里很多骨干老师都是他的学生,不少人甚至受过他的恩惠,谁谁当年外出求学,是校长把自己的藤箧笥转赠才得以打点行装。校长被打成右派,遣送去劳动改造之后,又有谁谁追到乡下向他求教英语,在猪圈旁,他拿起树枝,一遍又一遍地把语法和修辞写在沙地上。另一半传言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也都是片言只语,不知是否可信。说他妻子三十几岁过世,遗留下四个孩子,此后,他坚持独身,床头一直挂着妻子的人头像,见过的人都觉得她好美。在校长身上,还有一个秘密,据说校长返回小城就职之时,档案里有一句对他不利的话,大概是此人海外关系复杂,需要察看。多年之后,听我书法师傅说,校长的兄弟姐妹在离乱中有几位出国或者过香港去了,一个兄长是参加地下革命的,被国民党枪杀。

  披着红方巾的雯奶奶生活在我的意念之中,那时候,她还年轻,而我亲眼见到的校长,已经显老了。在我的认知中,他们不曾在同一时空并置过,况且,雯奶奶是属于情性的,温柔的,个人的。校长是属于理智的,孤冷的,公众的。然而,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我竟然被告知,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就像一个玩拼图的孩子,在一堆不同颜色不同风格的板块之中,我寻找不到可以对接的那一块。母亲说过,雯奶奶的父兄也都是读书人。母亲没怎么读过书,在她的理解里,读书人和非读书人大约分属两个不可逾越的频道。

  我的女红技法虽然来自母亲,但与母亲走了不同的径道。莫非这也是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缘故。我从来就是一个很不务实的胚子,怎么可以忍受做女红仅仅是为了现实的目的?小时候在潮剧里听惯了三从四德这个词,甚为憎恶,觉得那是对一个女子充满恶意的判词。而女红,竟然是属于四德之一,执麻橐、治丝茧、织布制衣,古代女子十岁就开始研习这些技艺。以古代道德观念来衡量,我肯定是女子中的一个叛徒。奇怪的是,我竟然发自心底地喜欢女红。

  在记忆更迭的这些年,我做过的女红种类繁多,它俨然成为我躯体当中一根重要的筋骨。这条汩汩而下的江流,源头一定是在手布局。那时候,我不只会做针包,还会在母亲刺绣玫瑰时,帮忙做“踏枝”。到了后来,刺绣的若干针法:柳针、回针、缎针、套针、菊叶针、打子针、蕾花针、锁链针几乎都尽收囊底,一辈子享用不尽。庸常日子之中,我从来也不曾忘了折腾。有一段时间喜欢自己做披肩。那些日子,棉麻的布料常常大幅大幅地在客厅遍地开花,我赤着脚从这一匹跳过那一匹,抖一下,摸一下,盘一下,亲一下,发呆一下。在布料的深处,有另一个世界。和暖、狭叶的春草、鹅黄、北欧的天空、下午茶、草籽、窗外的光影、善解人意、青苔鸟、十月的银杏树……关于这个世界,我能够想到的表达纷繁无序,意象和感觉混为一锅杂烩。每每比划妥当之后,我总是对布料迟迟不忍下剪,她们自会有另外的决裂方式吧。剪一个小口子,双手轻轻一撕,便有裂帛之声。午夜时分,听裂帛,生命有一种被倏然打开的感觉,深深的甬道,深深的口子,有惊觉,有警醒,有阵风吹过,有莫名的疼痛。迅即又归于岑寂。

  毕竟不同了。

  换季时候,我把花色款式各异的披肩堆放在一张床板上,晒日头。那阵势,不用壮观来形容可是不行。母亲刚好过来我处,见状欲言又止。这景观,对于做手布的她来说自然是仿如隔世。她拖过一条又一条的披肩,研究它们的制作方法,哪一条是滚边,哪一条是须边,哪一条是五线密拷,对她来说自然都是懂得。母亲半辈子做的女红不计其数,不知道装点了多少人的梦境,只是,她自己从未享用过。

  母亲说,那一年她走的时候,只有三十几岁哦。她说的是雯奶奶。对于雯奶奶的怀想,我怀疑,那是母亲对于一种梦想的怀想。

  那是比我年轻的生命,我觉得叫雯奶奶还是错了,我应该叫她阿雯。

  母亲说,她是“跳溪”走的,没人看到她的最后模样,被打捞上来之后,身上就覆上了一领草席。

  那是紧张年。校长被打为右派,在乡下劳改,阿雯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度日,最小的孩子还在哺乳。那时候,每家每户发放有粮食供应证,大家把它叫做“米簿”。母亲给我看过家里的一本米簿,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母亲依然把它放在家里压箱的包裹当中,这个包裹不只有米簿,还有母亲与父亲的结婚证,那张结婚证上面,有林副统帅的最高指示。米簿是大地色,红布的封脊,封面上的字样是绿色的。小时候,拽着母亲的衣角去城北粮站排队买米,就持着这本米簿。里面记录有一个家庭的核定人数,核定每月定量,还有具体某一年某一个月的粮食购买品种、购买数和累计数。阿雯当年的米簿肯定不是这一款,但大致项目却不曾变更。那年代的人供粮食,大抵是不足的,所有人都在半饱半饥之间,小孩的定量更少,大人是需要让给孩子一些的。只是,阿雯家里一个大人拖着四个孩子,如何让得过。时势和孩子一同逼迫她去犯错。她用鸭舌笔偷改米簿,把购买数改少一些,余额就多出来一些。

  事情终于破爆了。偷改米簿,在当时是惊天的大事。管区的干部来了,手布局的管工来了,看热闹的人也来,批斗开始了。有人用屐去踢,有人用唾液去啐,有人用手去打,红方巾飘落了,人群奔过去,碾压、撕扯,报仇一般疯狂……第二天,阿雯跳溪去了。母亲说,如果她不是心气那么高的人……

  这一天,距离阿雯在手布局演讲,很近很近。

  问母亲,到底有多近。她说,忘记了。当年她只是十二岁的小女孩。

  如此说来,我在手布局边做针包,边听她们的闪烁之词,那时候,阿雯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不禁追问母亲,她当年发表演讲是在手布局吗?母亲说,不是后来你去过的那座教堂哦,是在城东的一座老祠堂,已经拆毁了的。

  那么奇怪了,关于那个场景的想象从何而来。这么多年来,阿雯缘何会一遍又一遍地从楼梯上款款走下来?我不只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对母亲的记忆也产生了怀疑。历史,像镜框里的一幅画,地层轻轻一震,画面就变动一番。

  有一天,意外看到乌克兰摄影家OlegOprisco的一个系列作品,名字叫做《美丽世界的孤独灵魂》。有一幅,是一望平畴的灰色稻田,中间犁开一条田埂。一台缝纫机突兀而骄傲地站立在画面的中央,它的针线之下,一匹翻飞的灰色布匹像裙子一样飘扬出去,一个红衣裙女子静默地站在缝纫机后,一手按住机子,一手按住针脚下的布匹,田间的风鼓荡着,她的长发飘飞起来。

  不久前,我先生和我的书法师傅聊天时提起一个人,他们有研究潮汕先贤的共同兴趣。师傅说,这个人就是我们中学校长的老泰山。我心内把他的亲属关系翻译了一遍,他正是阿雯的父亲。这是一个奇人。他是近代有名的数学家,兼长文学、音韵学、书法和象棋。曾在著名高校任文、理、工三院教授,跨学科讲授。后来,我在先生的藏书中,看到他上世纪初出版的一本《续初等代数题解》,其中的文字、英文和数学算式,悉数以毛笔小楷书写,以我的书法鉴赏力,把其当成字帖临摹并不为过。

  这开叉的一段历史,不知道又要把人带往何方。

之二:骊歌

  每天上班都会从那爿小店铺门口走过。春天的大叶榕抽出了新芽苞,嫩嫩的翠绿一朵又一朵地点染在枯褐的枝头,晨曦一照,便影影绰绰投射下来。如果小店铺未开门,虚幻的美感是在拉闸门上;如果门已经开了,那便是在铺内的挡风板、橱架、缝纫机和三线缝机上高高架起的三个黑色线轴。当然,这一切的美化,皆因我是站在门外。有一次,远远地看见拉闸门洞开了一扇小门,像老式的门板上,贴着神荼、郁垒那样的门神,走近了,那个粗壮的门神却是一晃一晃在急剧地扒拉着什么,原来是店铺女主人的老公光着膀子在喝稀粥。我猜,店铺的后门同样开着,穿堂风过处,他的前胸和后脊一样透凉。女主人的名字叫做阿娟,我没有看到阿娟,不知道藏在她老公的身后,还是去佛堂念经去了。

  这爿小店铺就开在我所生活的小区,我其实已经对这个小区厌倦了,生活不便利,管理吊儿郎当。当初来这里住下,大叶榕只有人高,稚童模样,是一只不知名的小鸟让我安居下来,它居然在大叶榕上做了一个窝。我想,小鸟宜居的地方,应该合适人类居住。这一住就是十多年。如今,我已有了新厝,在这里走动的时日颇为有限了。新厝的绿化环境不错,园心池畔种着一棵删繁就简的金凤树和三五棵高大的麻楝树。正是春天季节,火焰树开着红色的花盏,垂柳抽出翠绿的芽茬。我们楼前的小径转弯处,两株开花的鸡冠刺桐身后是桂树和竹。池塘里每天有鸭子数只悠游,某一日,一个天外来客扑腾着从空中俯冲下来,要把鸭们逗乐,结果却把它们吓得不浅,经鉴定说是大飞鸭,是鸭们散失在野的近亲。这种审美,我是站在门内的。日常也好,意外也罢,这景致皆非老厝可比。可是,我为何迟迟不愿搬迁呢?

  拖延的确令人生厌,但我怀疑,每一场拖延的背后是有原因的,只是这种原因太过琐屑或者太过难言。也可以用其他的理由来搪塞和辩解的吧。比如我,辩解的理由是,我必须亲手为新厝制作布艺,窗帘、床品、沙发垫、飘窗垫、靠垫、腰枕、书写台布、桌旗、杯垫、电视盖布、空调套……这浩大工程的意义不只在空间上,当然,还在时间上。

  把布艺工程承揽之后,我便先把兄弟牌缝纫机购置下来。购置缝纫机,于我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对阿娟来说,也是一个重大事件。只是,她在暗处,并不知情。

  我对于女红的爱好是与生俱来。在现代人的词典中,女红这个词汇已经泛旧、卷边,打着旧折痕。有人把它封存在古旧的戏剧里,在小姐的绣帏中,有人把它搭放在旧时光的收纳筐里,在祖母或者母亲渐行渐远的手艺中。这个老灵魂,在我心里,却像老式院子里供着的那缸莲,是有活气的,叶子褪了,藕还在,不时发出新茎。一开始是不经意地发现了新领地,用一块小布头,做一个小头饰。因为它的唯一性,外人的赞赏倒在其次,自己心内的那点心思先自幽幽地自燃起来。因为忙,这桩爱好经常惨遭打压。忙,是一个很坐实也很模糊的怪物,谁也不知道它到底长成什么模样。但自己内心是有不安的,父母亲的嗔怨也未曾间断。

  那就假手于人吧,阿娟的店铺就在楼下。

  阿娟撑着一个小店铺在做缝纫活。腰身宽了给改合身,裤脚长了给改短,校服的拉链坏了、橡皮筋松了给换新的,这些都是她胜任的。阿娟铺面的线轴有颇多颜色,但常常是,某一件衣衫来了,那颜色比对来比对去,还是有区别。这么多年下来,我终于知道了她的喜好。她最喜欢的是改短裤脚,因为对此工艺最为熟悉。而她最喜欢接的件是白色和黑色的,因为不用老去换下缝纫机和线缝机上的线轴。这样听下来,准会有人以为,这女人的功夫一定凑合着过。错了,她的功夫却是极好的。接件时,她会跟你掰手腕:

  “内里的缝线就不用同色线了吧,没人看见不是。”

  “那不行,我看见。而且,风吹动起来呢?”

  她便趴在缝纫机上,吃吃地笑:“风!”

  等到手腕掰完,她倒是恪守约定的。有时还会在细节上为你完善:

  “这个我用了卷边刀,边小,飘逸哦……”

  这时候的阿娟,几多可人。只是,若因此对她的容貌有了过多想象,现实中会跌得很惨。阿娟长得人高马大,皮肤赤糠,头发粗梗,整个女汉子。唯一有点柔婉气象,是她的嗓音,嗓门虽然是直的,但笑起来有婉转。我怀疑,就这点婉转也是她后来念佛经修炼得来的。

  当年小区里并非只有阿娟一个裁缝,还有一个师傅叫阿玉。裁剪成的布料,就如自家孩儿一般,所托非人,心会疼。我对阿娟有过不信任。阿玉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可以做细活的人。她约莫比阿娟大三两岁,但肤色白皙细腻,藏得住年龄。阿玉的习性刚好与阿娟相反,每次当面极尽谀言,几乎应承了你所有的要求,但过后,手头的活计往往跟不上嘴舌。我怕这种人,连她当面的香糯之言,也觉得颇难忍耐,便断了再去之念。只是,十多年来与阿娟还是纠葛不断。有一段时间,迷恋上做披肩。选用轻薄的棉纱,做成双层,两层配色或撞色,也有用配色滚边的。剪裁妥当,就送去阿娟店里,请她机缝。回去之后,我开始带着美好的心进行等待,一天,两天,三天,下班回家的时候,路过阿娟的小铺面,便探头过去问询,她总是远远就急急地摆了摆手,口里吱呀着,那意思就是还没有完成。这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次如是,我焦灼的心便凉了。前番送去的活计还在阿娟那里艰难地等待觐见,今次的活计我硬着头皮又去找阿玉。这一次的缝线横平竖直,倒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只是,又有令人不快。阿玉的铺头常有一投暮男子在那献殷勤,谈论女红话题,这投暮男子杵在那里也就罢了,还参嘴参舌,让人心里瘆得慌。这真是奇了怪了,谈论女红,竟然像谈论女人文胸内衣,体己、私密。阿娟铺头是没有这种景况的,虽也不乏人气,却都是些嚼舌头的妇人,她们懂也罢不懂也罢,都是无关干碍的。

  手工缝制的念头是在她们共同的胁迫下冉冉升起的。对那通往葡萄架的长长的路,蜗牛不知道是否望而生畏过,我对那布匹上长长的直线,确曾望而生畏哦。只是,一针一线缓慢地走过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原来一切也没有预想的那么难。甚至,手工缝制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种修行。至忙至乱之时,山穷水尽之处,反而需要女红的抚慰。常常是,在一条路子上走不下去了,需要停一停了,我就会安静地捣腾一阵子。手缝、绣花、贴布绣、钩花、棒针编织,几乎都做过。就像一个扛过锄头拿过镰刀的农家小子,在城市里压抑了、受挫了,自觉不胜了,一踏回黄色的土地,心就安定下来。

  对阿娟的忙我生有好奇。一个人再怎么忙,关于饭碗的事情总是推拖不得的。她跟我历数过一天当中的活。家庭主妇都要忙于一日三餐的,她还好,孩子有仨,可以轮流安排他们干活,连早餐也不必早起的。每天上午她是必得上菜市场一次的,菜篮子把一天的用度装满了。她说,回来之后刚刚在缝纫机前坐下,午饭时间就到了。这倒也是,手工活是最磨工的,又忌惮碎杂事儿打搅。午饭后照例是要睡一场觉的,睡眼惺忪起来之后,调好机脚,这才从堆积如小山的活计里取下两件来做。这生活节奏听起来真是慢,慢得让人心生羡慕。不止如此,她还隔三差五就去佛堂念经,把一家子的闲杂事情抛下了,连中午也不回,就在佛堂吃斋菜。阿娟对佛堂的生活充满了自豪,去佛堂是需要换下斋服的,人一换了斋服,就变了,变得干净、虔诚、心无旁骛,整个人似乎也高尚起来。阿娟的铺头悬有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每天头顶的喇叭上都在播放着佛曲,循环往复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含混的音质与佛曲的清幽显得格格不入,多年来却奇怪地坚持不懈。不管我对女红爱得多么由衷,只是,时间经常由不得人,与阿娟的精神格斗便也一直未曾停休。经常是我等呀等等得花儿都谢了,不得已打上门去,逼她赶工。

  她不给我回话,只把当日去佛堂听来的课讲给我听。正是禽流感流行季节,师父与时俱进,给讲了这么一节。

  “这禽流感真正的病原是什么?三毒。世间很少人知道,佛知道,所有一切的毒害、不善都是这三个根生的。所以师父说,你要问我怎样把这个禽流感病毒完全消灭?在我不难,把三毒转变成三善根,这个毒菌没有了。”

  我听着只觉神奇,笑着应和了一句:

“师父厉害!”

  她接着引用了师父的例证:

“日本的科学家江本胜博士,他用水结晶来做实验。从他这个实验我们就能够得到证明,如果是恶的念头,这个水的结晶很凶恶、很不好看;但是一个善的念头加给它,它就转变了,变成非常美的结晶给你看。”

讲佛经的人如果只讲佛经,那也就足够了,怕的是还要援引科学的根据。我皱着眉头,实在无心恋战。第二天我要出差,那件衣衫放在这里等待修改已经三天了,我才不去管他江博士的水结晶是伪科学还是真佛法。

  我把话题拉回来:

“小立领改为深V领。三十分钟可以搞定的。”

  她温吞地翻看衣衫,不置可否。

  我出门的行李尚未收拾好,继续催。

  她倒好,对我说:

“人家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她这是用《金刚经》劝我。我生气了:

“佛不是教人这般做事情的。”

  她愣住了。她的丈夫正在旁边走动,也停了下来。他一直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个讲佛法的老婆,现在有些幸灾乐祸。

  我不顾她的错愕,手里似执刀斧,一句又一句劈过去:

“佛有一个德号,大勇健,对治懈怠的。又说,‘精进’是菩萨唯一善根。这勇猛精进,才是做事的根本。”

  多年前看过几段文字,是卢斯的《装饰与罪恶》。从此心里落下了病根。当内心的女红情结膨大时,我总是扪心自问:装饰是为何而存在?它仅仅是为了一个人内心的欲望吗?巴布亚人的瘢痕文身,印度女人别出心裁的额饰和鼻饰,维多利亚时期的蕾丝、荷叶边、羊腿袖、高腰和抓褶,哥特式建筑上繁复的浮雕和巨大斑斓的玻璃画,它们都是为了什么。难道真如卢斯所认为的,在实用品上取消装饰是文化的进步,所有的修饰都是审美的童稚之见?我怎么在装饰的不断重复中,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件事物、一落建筑的审美意趣,它们的精神甚至借由装饰的表达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而我心中之所以还一直心存忧煎,缘由应该更在卢斯所认为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他觉得,装饰之所以是一种罪恶,是因为它浪费了劳动力和材料。甚至,装饰的生产者也难以获得应有的报酬,中国的雕花匠工作16个小时而美国工人只工作8小时。显然地,对于这个问题我无能为力。我能够做到的是,每次付给阿娟更多一些的工钱,我自己能够做的工序,尽量地留给自己完成。其实,对于这后一项,我心内又犯了嘀咕,如果她更加勇猛精进一些,我这不知是帮她还是害她。

  如今,我自己购置了缝纫机,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工序都只留给自己。在我还没有离开老厝之前,我已先离开了阿娟。每天从她铺头走过,似乎每一次都比原来走得更远。有时看见他们一家在热闹地吃着晚餐,旁边堆积的是别人家送来的手工活,内心便有些感慨。人与人是如此不同,我与她对接过的活计不知道有多少,她与其他人家对接过的活计也不知道有多少,但她过的依然是属于她一个人的人生。有一次阿娟对我说,邻里一个送手工活的阿姨对她说:我如果是你,肯定每天睡不着觉。她说,我每天都一觉睡到天亮呀。她家的铺子是租赁来的,上房下铺,睡房那几个平米的地方,住的是一家五口。

  我是天生的劳碌命,新厝的布艺工程,从窗帘开始了。有几幅是落地的,像戏台的布幕一样可以遮天蔽日,也可以藏污纳垢。有一天,我从布匹里抬起头来,想起一件陈年往事。

  那年月,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做一个亲子网站,聚在一起的都是爱臭美的女人。最高峰的时候,后台有近十个人在做事情,前台有将近二十个斑竹在管理,一帮人天南海北,却厮混得像亲人一般。很意外的不幸事情发生了,一个气质型斑竹妹妹生了病,白血病,类型很不好。她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当恶劣的疾病在年轻时候来临时,我们最大的体会是感同身受。那一段日子,我们每天在屏幕前共同厮守,一边任由泪水汩汩地流淌,一边等待着她的点滴信息,为她祈福。我经常被逼问道: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能够做什么?她需要输血的血源,她需要精神的支柱,而我们远在天边。对于一个做网站的人来说,我太明白了,炒作一个事情是如此容易,但炒作之后的负面反应不至于伤害到她的脆弱和宁静,这有多么难。

  我说,给她写一个祝福帖吧,给她的主任医生写一封信吧,大家签名完,由当地的网友为我们带去病房。然后,我们开始了捐款。为了不致自己垮下去,我强打起精神来做女红。做的是三条披肩,在我们的网站上义卖,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美丽与爱同在”。在这个场合宣扬女红实在是不合时宜,但我一直记得那个镜头。那一天,她给我发了短信,是几张自拍照。历经化疗的她把自己光光的头颅披露出来,她说道,我们是一家人,不再保留。她穿着医院的条纹服,而她的肩上披着的正是我的女红作品“爱在东篱”,蓝色的细条绒上开满了红蕊的白菊花。这件披肩,以十倍于它本身的价值被网友竞拍了去,而实物,它被同时快递到了病榻之边……

  这世上真有奇迹,她在鲜花簇拥中走出了病房,她在我们的默默眷念中幸福地生活着。

  这事情,还有一位幕后英雄,除了我谁也不认识她。

  是阿娟。“爱在东篱”那条披肩是她亲手制作的,她拒绝收取工费。而且,这一次,她非常地勇猛精进,一点都不拖延。

      单单这一件,我想,我会时常想起她。

      林渊液: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汕头市作协副主席。已出版散文集《有缘来看山》、《无遮无拦的美丽》。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花城》、《中国作家》、《天涯》、《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杂志,并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全国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林语堂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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