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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来看电影的
 来源: 阿舍
  夜幕降临后,这个只有四五千人的沙漠小镇就更加寂静了。一种类似于蛮荒中的黑暗让人们不自禁地担心着什么。没有月亮的夜晚,那些白天供人行走的灰色碱土路重又回归混沌,在漆黑里自由又无限地伸展;寒风叵测难料,忽而穿过水井旁的芦苇丛,忽而狠狠撞向某户人家的后墙,不止这户人家,几乎每户人家的外墙墙面都会因为土坯返碱开始大块大块地脱落,风吹在裸露的土坯上,耳尖的人一定会听到松散的沙屑又被掀落的沙沙声;人们守在土坯砌就的矮小平房里,就着昏黄的灯光小声说话或者发呆;院门是用弯曲的柳木或者胡杨木做的,虽然漏风也要紧紧扣住;窗户封上了硬邦邦的白塑料,但是长夜漫漫,凛寒难挡,因此还要放下钉在窗户外的棉窗帘……

  这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上的一块戈壁绿洲,是塔里木河下游东岸的一个屯垦农场。冬天过去之后,这一年的春天,团部发生了一件叫人奔走相告的喜事——工人文化宫和露天电影院建成了。这两座白色的建筑物犹如戈壁滩上的两座神殿,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意味着被禁足的欢乐将如雪水融化如烟花绽放,意味着一些虚幻而遥远的事物被允许来到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心灵。

  这两座白色建筑物伫立在团场的核心位置,前后左右分别是医院、学校、团部机关、国营商店和家属区。它们之所以引人瞩目还有一个更显著的原因,它们是白色的,雪的白色,在周遭的破败与萧杀里,它们的崭新与洁净让人莫名的激动和亢奋,一种终于拥有一件向往之物的激动,和未来即将改变的亢奋。家、学校、团部机关、卫生队、商店、修理铺……我所见过的房子都是土黄或者土灰色的,那不仅仅是戈壁滩的颜色,也是那个就要过去的时代的颜色——衰败、破旧、压抑、枯燥。连同露天电影院一起建起的还有工人文化宫,它们相互紧挨,隔着一条通往家属区的巷道,呈直角而立。事实上,比起那些土黄色的旧建筑——团部机关、商店和学校,新建起的文化宫和电影院虽然有着崭新的雪白色,但从建筑艺术的角度上来看,它们确实是缺少创造力的。那些旧建筑都带着苏联风格,大门两旁有对称的罗马柱,门梁上有浮雕,讲究左右对称,有长而阴凉的回廊。而电影院和文化宫,则仅仅是新、白、大,并无特色可言,尤其电影院,今天看来简直平庸到极致。一圈刷得雪白的围墙,有进出的两个大门,围墙一端搭起一座舞台,舞台上有一面高出围墙当作银幕的白色墙面;银幕的对面,是封闭的放映室,同样刷得雪白,高耸的墙面上开着两只小窗,放映机的光束就从那里熠动着射向前方银幕;在银幕与放映室之间,低而高呈梯形排列的水泥凳,左中右排三列,中间隔着过道;然而地面是不可能硬化的,都是踩下去半脚灰的碱土路,过道上因为走的人多,路面稍微硬实。座位下面可不一样,没几天就返了碱,虚泡泡地浮起一层盐碱白;而围墙的四个角落,因为少有人去,那些没有砍断根的芦苇没有几天又噌噌噌地长了起来。

  但是这一切根本没有妨碍或者减少我们的亢奋,对于欢乐和改变的渴望,对于那个光影世界的想象,粗鲁地把物质的简陋撞翻在一旁。我们根本不理会夏天的蚊子,那些戈壁滩的蚊子,像飞向吸力巨大的磁铁,前仆后继扑在我们身上,一巴掌拍下去,便是满手黏乎乎的热血;也不管冬天的寒冷,新电影都在附近几个团场轮流放映,常要等到上一个团场放完,我们团等在一旁的放映员才能拿到胶片,再匆匆赶回三五十公里外自己的电影院,这期间,我们坐在冰冷的水泥凳上无怨无悔地等。水泥凳寒凉入骨,必须垫着厚厚的硬纸壳,否则无法下坐。但是没多久脚会冻疼,脚趾头像是被钳子狠狠地又夹又扯,于是有人站起来在过道上缩着肩膀走动,坐着不想起来的人便开始跺脚,先初只有一两人,很快旁边的人跟着跺,接着左右前后跺脚声连成一片,片刻,等到跺脚声震动全场时,电影院雾蒙蒙地已经腾起半空高的尘埃,人们一边笑着说着,一边吸下去半口灰尘,有孩子就咳起来,接着大人咳起来,接着是乱成一片的清嗓子的吭吭喀喀的声响。这时候跺脚声已经轻了,陆陆续续响着一些,旁边的人会说——别跺了,嗓子疼。因为土尘里一半是盐与碱。要等好一阵儿,尘土才能完全落下,才能看清楚前方只是一片暗影的银幕。所以,这天晚上,看完电影回到家里,每个人从头到脚都会蒙着一层银白色的灰尘,衣褶、嘴角、睫毛、鞋带扣……都长了一层白毛。啊,每个人都白茸茸毛茸茸地回到了家里,看起来都轻飘飘的,恍恍惚惚的,意醉神迷的,就好像一场电影,真的让每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有了露天影院,但新电影总是太少,远远够不上我们的翘首期盼。周末到了,若是还没有放电影的消息,心急的某位大人会对孩子说,去,快去商店看一眼,今晚有没有电影。电影预告一般写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国营商店正中间的外墙黑板上,一个在电影院售票口上方。多数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会顺路跑去电影院,瞅一眼售票口上方的黑板有没有粉笔写好的影片名。此外,孩子也会围着大人问,这个星期有没有新电影,若有,大人就笑眯眯地瞅过来一眼,说,赶紧做作业去。若没有,大人们就嫌烦似的挥挥手,去去去,哪儿有那么多新电影。有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会在一场电影还没开映前,合伙跑到放映室,挤在门口,不敢进去,探头看放映员在做什么。放映员总是那么傲慢,见我们畏畏缩缩的,脸上就更加严肃。他一边调试机器,一边做出生气的样子。嗐!不好好坐着,上这儿来干什么?把门关上!放映员是个大男孩,个子大嗓门儿也大。大哥哥,我们战战兢兢地问,下周有没有新电影?新电影,什么新电影?新电影在北京呢,你们看得着吗?快走,把门关上。尽管从来问不出任何消息,我们仍不死心,直到放映员烦透了我们,直到放映室的门再也推不开一丝缝隙。

  那些在内地大城市上映的影片有一些是经不起远途颠簸的,它们只隐约传来一个片名,就消失在时间里。不过这也许正意味着一个考验,传播距离的长短如同时间,能够检验艺术品的价值,所以,那些最终抵达茫茫戈壁的,能够让我们痴迷又顽强地坐在露天电影院的电影,必然是那个时代的经典。所以,《巴山夜雨》《戴手铐的旅客》《第二次握手》《庐山恋》《神秘的大佛》《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七品芝麻官》……虽不能完全理解其间的故事与人物,但这些影片的名字从此铭刻在我的心中。

  夏天晚上,天一黑,暑热即刻消散,但凡有电影,团部附近的住家,每户都全员出动。行前,母亲要给孩子们抹花露水,全身抹下来很浪费,也不见得管多少用,有的就马虎地在头上揉一圈,算是抹了。戈壁滩的夜空清澈而沉寂,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在乎头顶闪烁的繁星同样具备另一种令人遐想的品质,譬如正在经历的人生将如何汇入繁星之间、再消失于渺茫的穹宇,这些想象过于遥远,几乎甚于没有边际的夜空,怎样都比不上眼前正在上演的人间悲喜,比不上这些人间悲喜为他们带来的弥补与抚慰。星空是冰冷的未知,电影是他们拥有、幻想却无法表达的情感和心灵,是将他们从吞吐万物的星空中扯拽出来,印证他们存在着——爱过、痛苦过和失望过——的一种魔术。放映机的光束在人们头顶滚动,蚊蟆和飞蠓在光束中飞舞,一条神不知鬼不觉的时空隧道在星空下显形,被禁锢的大脑与语言,便循着这条由光与影构成的隧道进入无边的遐想和探险。

  而孩子们现在还感受不到这一切。电影看到一半,我们一帮小屁孩便已得知一行伙伴各自坐在什么位置,于是就着半空中明暗相继的光束,一边扑打身上的蚊虫,一边猫着腰挨个将每个伙伴从父母身边喊出来,声音虽然压得极低,却仍然招来大人们的呵斥。我们要做什么呢?其实就是东游西晃,去售票窗口看看售票室都有什么东西,爬到影院墙外的老柳树上俯望墙内黑压压的人头,走上舞台站在放映机的光束中让自己的身影映上银幕,或者,挤在影院一角玩一次“电报得救”游戏,这期间,若声音吵到一心看电影的旁人,难免又被猛吼两句。如此,周而复始,直至电影结束。

  新电影越来越少,《巴山夜雨》《戴手铐的旅客》《第二次握手》《庐山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些都是看一遍无法满足的影片,但总是放映一结束拷贝便被下一个团场匆匆带走,重复放映绝无可能。能留下来的,我记得只有《神秘的大佛》和《七品芝麻官》两部电影,前者重映两次也不见了,唯有《七品芝麻官》,似乎陪伴了我们整整一个夏天。我大概把这部电影看了七次或者九次,并非这个唱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芝麻官的正义感多么感染我,或者整部影片还有别的什么吸引了我。没有,什么都没有,一个九岁女孩,我关心的既不是正义,也非艺术。团场有许多河南人,他们在团场建设之初就来到这里,有复员老兵,也有河南支边青年。豫剧《七品芝麻官》放到第九遍,电影院里的观众恐怕大多数就是这些河南籍人士了,他们来此是为了重温乡音,家乡的豫剧被拍成戏剧电影,他们一遍遍地看,一定缘自有关故乡的早年记忆,和身为河南人的自豪感。我显然不属于他们。但我也像他们一样将这部影片看了九次。我记得父亲一再阻止我,他比我记得更清楚,这部影片我看过几次。父亲说出那个数字时,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你都看七次了!有什么好看的,唱戏的,你听得懂吗?夕阳淡红色的残照就要退出院墙,父亲坐在小院的矮凳上抽烟,听到我说要去看电影,斜了我一眼,绷着脸说。我心里一惊,将已经拿在手里的小椅凳放在门边。书读了吗?作业做了吗?父亲看我一副不甘心的样子,就拿功课的事情敲打我。书没有读,作业也没有做,电影已经看过七次,但是我仍然要去,即使解释不出原因。大概因为是暑假,大概也因为父亲累了,或者他正为别的事情烦恼,总之,我在外屋顽固地沉默片刻之后,又再三央求了父亲几句,最终,在天黑之前,我还是扛着我的小椅凳顺利出门了。但是当院门在我身后关上,当我迈开脚步踏入灰蓝色的暮色中时,我却没有丝毫赢得胜利的快乐,反而因为孤单,心中升起一缕不为外人所知同时也会遭人嘲笑的忧愁。

  一个九岁女孩的忧愁是什么?根本不是对这部电影感兴趣,但坐在电影院可以感受到另一个不同于眼前的世界。父亲是通情达理的,知道无法把我关在家里。然而当我一个人扛着小椅凳走在空寂的暮色中,猛然认识到自己要去做的是一件毫无快乐可言的事情,独自去看一部看了七遍却根本不喜欢的电影,有什么意思呢?但是我必须去,我不能只和父亲待在灯光昏暗的家里,土坯平房的屋顶又矮又黑,没有人跟我说话,父亲只会闷头抽烟。

  天完全黑下来,电影肯定已经开始,往电影院去的路上有两个水塘,一个蓄存人的饮用水,小而深,四周种着高大茂密的垂柳,禁止闲人和孩童靠近;一个是给家禽和家畜喝的蓄水池,浅而大,四周都是芦苇,间或有几棵沙枣树,人们叫它鸭子坑,水坑周围到处都是鸭子脱落的羽毛,我们在此找到的欢乐比鸭毛还多。我扛着小椅凳在鸭子坑边上侧耳倾听,水面亮亮的,月光到处都是,爬在每一条水纹上,月光有许多小爪子,它们弯弯的,伸得又长又细。草丛里不时传来一阵急躁的骚动声,有不知何物的细小尖鸣,更多是稀里哗啦水的碎响声。我其实不是在欣赏鸭子坑的夜景,我在做最后挣扎,家属院的小伙伴,谁最有可能和我一起去看电影?接着我扛起小椅凳拐头去了她家,她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玩得不错,关键是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温和慈祥的人,她如果愿意和我一起去,她的爸爸妈妈那里就好说话了。我敲开门,她站在门前听我说完,转身进屋征求父母意见。门开着,里面的话听得很清楚。都演多少遍了,有什么看的,不许去!她的爸爸口气又严厉又烦躁,我从来不觉得他会是这样一种人。

  我扛着小椅凳独自去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始,人必然不多。不少人完全是闲逛到此、顺便看两眼的架式——垮着腰手插在裤兜,或者一只手夹根烟,连凳子都不坐,就那么游手好闲地立在那儿。因为人少,也不再一排排按规矩坐在水泥凳上,除了前两排,后面的人都上前站着,围着舞台凌乱地站成一个半圆。我来到舞台侧面,在几乎与银幕呈120度角的一个空处放下小椅凳,然后摇了摇凳子,保证让它的四条腿在一踩半脚坑的碱土地面上扎稳,这就坐了上去。家里原本没有这种儿童靠背椅凳,我与妹妹经常为争抢同一只矮凳而打闹,父亲索性做了两把靠背椅,漆成深褐色,为了不搞混,靠背样式稍有不同,从此我与妹妹一人一把,家里和平了许多。我非常珍爱我的这把椅子,不仅不允许妹妹碰,连爸爸妈妈坐上去也会让我感到不安,只要在家,即使不用它,我也会用眼睛紧紧盯着它。

  坐在小椅凳上开始看电影,由于角度过斜,没有一个画面能够看清晰,但没有关系,因为我根本不是来看电影的。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状态,至今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一个九岁女孩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固又怪异的举动?难道不害怕,不觉得孤单,或者不怕被别人取笑吗?我肯定是害怕的,一定也会觉得孤单,一定一百个不情愿被人取笑。但这些都没能让我待在家里,或者阻止我独自前往和坐在电影院。一定是有什么在吸引我的吧!说它是一种可能性似乎是可以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呢?望着那些看电影的人的脸,他们的脸被辉映其上的银幕光芒照得发亮,活像涂了一层金粉,或者裹了一个来回变色的金属面具,每个人的眼睛都熠熠发光,为此我立刻想到了家里的大黑猫,一双透明的铜色玻璃眼在夜里摄人魂魄地盯着黑暗里的响动。这样的一张张脸,与白天和平常都大有不同,有些简直陌生得让人感到担心、奇怪得让人害怕,许多神情是我无法描述、更无法理解的。那些脸可以变化,像天空中的云,像孙悟空七十二变,变成另一种形态,另一个人或者动物;更像姥爷在锅里熬制的糖稀,柔软黏稠发亮,在每一分的热量中扭动翻滚咕噜,顷刻凝固,顷刻又融化。这件事真的十分神奇。电影,或者银幕上的光芒让他们变得陌生,或者成为另一个人,这种变化带来的陌生感让我担心,却又使我莫名地兴奋和满足。我无可避免地想到了爸爸妈妈,想到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在看电影时的脸的表情,我总是坐在他们身边,或者电影看到一半就和伙伴们找乐子去了,因此无从观察他们的脸。这种联想令我十分激动,想到最熟悉的爸爸妈妈的脸可能也有的变化,可能出现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怪的模样和神情,那模样虽然有可能让我觉得吃惊和害怕,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就好像无意间知晓了他人的一个秘密,无意间窥探到我所熟悉的这些人、身边事物的背后,还潜伏着一个更大、更多未知的世界。这都是因为半空中那根翻滚着向前而去的光束。我的视线从人脸往上移,移到人头之上、半空中的那束光,那条一边闪动一边变幻色彩的光束,只需稍加凝视,就会发现它意味着比正在放映的电影故事更多、更大的东西。首先它发光,能够穿透黑暗,它和我的眼睛不同,我的眼睛是摄取,它是投射,一个向内,一个向外;还有,它看起来和隧道没什么两样,那些蚊虫可以钻到它的里面,上上下下地飞来飞去,那么人,人可不可以想想办法,钻到它的里面去呢;还有,那些光,到底怎么回事,它是怎样通过闪来闪去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的人了呢……这次观影经历如此特别,以至于掩盖了那个年月我对更多优秀电影的感受与印象,我记住了《戴手铐的旅客》中的歌曲,记住了《被爱情遗忘了的角落》里女主角在一间破屋子里脱掉外衣的镜头,记住了张喻和刘晓庆的脸,和她们其中的某一位系在脖子上的红纱巾……但只有在看《七品芝麻官》的时候,我记住了自己的内心,记住了那些越出电影飞向可能与未知世界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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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舍,70后,生于新疆,现居银川。《黄河文学》编辑,鲁迅文学院第15届、第28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撞痕》。曾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年度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朔方》文学奖。

  原载于《广州文艺》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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