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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社会现实的多维度审视——尹学芸中篇小说论
 来源: 王春林

 

我们注意到,文学界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真心热爱文学的写作者,多少年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地致力于这项神圣的事业,但却一直都没有能够写出来。相比较而言,另一些写作者就要幸运得多。同样是坚持了很多年的写作,这些人在某一天却会突然“脱胎换骨”,就写出来了。我们这里所要谈到的尹学芸,很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尹学芸,坚持小说写作多年,可谓是多年惨淡经营。但到了最近这几年,她的小说写作直如有神灵附体一般,突然间就处于一种猛然爆发的状态,就写出来了,就引起了业界的高度注意。近几年来,以扎扎实实的中篇小说创作而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就是尹学芸。诸如《玲珑塔》《士别十年》《李海叔叔》《阵亡》《花匠与看门人》《铁雀子》《与你有关或无关》《天仙宫》《分驴记》等这样一些中篇小说,都在文学界引起过不小的反响。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干脆就称之为小说界的“尹学芸现象”。与很多作家的写作题材基本上集中在一两个生活领域不同,尹学芸这些小说的取材领域特别广泛,从乡村到城市,从知识分子到官场,其跨度之大简直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说实在话,近些年来,如同尹学芸这样能够旁涉诸多题材领域的作家,还真是凤毛麟角相当少见的。别的且不说,她写作题材的跨领域,最起码给批评家的提炼概括制造了不小的难度。尹学芸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恐怕在于她生活经验以及观察生活视野的宽广与纵深度。这一点,对于那些过于依仗主体性写作天赋而忽略生活经验重要性的先验性写作者,应该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尹学芸的小说创作虽然存在着题材上的跨领域特质,但无论怎样地跨领域,这所有的领域却又全都属于社会现实社会的范畴之中。就此而言,尹学芸这一系列中篇小说的写作,就不妨可以被看作是对于社会现实社会的多维度艺术审视。难能可贵处在于,密切关注透视社会现实生活的同时,尹学芸竟然奇迹般地保持着相当高的思想艺术水准。虽然很难说篇篇皆属精品,但相对来说却都在水平线之上。只要是对小说创作稍有了解的朋友,就都知道,要想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更认真地阅读考量尹学芸的这些小说作品,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发现,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及到的题材跨领域这一特点之外,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方式上,作家也基本上做到了一篇有一篇的作法。大约一百年前,茅盾在一篇谈论鲁迅小说集《呐喊》的文章《读<呐喊>》中曾经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①在这里,我们也不妨借助于茅盾的说法,说尹学芸也是一位创造运用“新形式”的先锋。归根结底,一个写作量如此巨大的作家,竟然能够从题材到艺术形式都做到一篇一个模样,的确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小说写作严重同质化时代的某种奇迹。

首先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是那部事涉官场的《士别十年》。作品的标题,很显然来自于“士别十年,当刮目相看”这样一个典故。典故的原意,是说在经过了十年的人生历练之后,当年的“士”已经发生了堪称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致使曾经轻视过他的世人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但尹学芸对于这一典故的征用,却是反其意而用之的。在尹学芸这里,所谓的士别十年之后,她所看到的乃是一种惨不忍睹的人性沉沦与被异化情形。在阅读《士别十年》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王蒙那篇写作于1950年代中期的小说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联想,关键原因在于,前后时隔六十年之久的两部小说,均取材于所谓的机关生活,都在关注表现年轻人进入机关工作之后所发生的种种人生与精神变故。但同样差不多的取材,年轻人的实际境遇和最终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初生牛犊林震,虽然在进入机关工作之后也遭遇了种种工作与情感困扰,结识了刘世吾这样一位面对任何工作都以一句“就那么回事儿”的口头禅应对的官僚主义者,但他坚定的理想主义情怀却并未就此而放弃,到小说的结尾处,他仍然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王蒙笔下的林震,之所以遭受种种挫折之后仍然“回也不改初衷”,仍然还能够葆有对工作与生活的理想主义激情,究其根本,与作家所置身于其中的1950年代那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整体上一种理想主义氛围的制约影响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当年的林震可以在受挫后依然葆有理想主义激情,那么,到了六十年之后的当下时代,林震的同类们进入机关工作后的实际情形又当如何呢?在认真地读过尹学芸《士别十年》之后,我们即不难发现,情况不仅绝对不容乐观,而且恐怕还更要严重许多。

《士别十年》中的“士”,既指小说中的视点性人物郭缨子,也指那位民俗研究所的主任苏了群。十年前的郭缨子,曾经有过一段在民俗研究所工作的经历。那时候的她,真正可谓充满着青春朝气,不仅热衷于诗歌写作,而且个性十足,有着足够自觉的人性尊严。用叙述者的话来说,十年前的郭缨子,“看事物总是一厢情愿,见不得任何形式主义,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既然容不得一粒沙子,那当然就不可能容忍接受机关一把手季主任的一再骚扰。这样,在得罪了机关的一把手,郭缨子自然也就陷入了一种必然的孤独状态。这种极端的孤独感,让郭缨子倍觉抑郁。终于,在生吞了三十片安眠药自杀未遂之后,父母亲动用一切力量帮助她调动了工作单位,离开了那个民俗研究所。

然而,十年之后出现在苏了群面前的郭缨子,却很显然已经判若两人。离开了民俗研究所之后,郭缨子调入县里一个主管“精神文明”的单位工作。让苏了群倍感惊奇处在于,当年那位个性十足到不食人间烟火程度的郭缨子,居然脱胎换骨,成为了这个“精神文明”单位处理日常事务时简直就是八面玲珑的办公室主任。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她喝酒这一细节上。因为在苏了群的记忆中,郭缨子滴酒不沾,所以,眼看着服务员要给郭缨子倒酒,苏了群才会竭力予以阻拦。与苏了群的竭力阻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郭缨子毫无表情地看着服务员往杯子里斟满了酒,那些透明的液体像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能够大口大口地喝酒倒也罢了,关键处还在于,酒场上的郭缨子特别善于领会把握机关一把手魏主任的心思:“这种场合郭缨子基本上吃不了多少东西。她得留意观察魏主任的脸。魏主任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都要通过脸上的表情来传递。”十年前的郭缨子因为喝酒一事而让季主任下不来台,十年后的她竟然成为了魏主任手下相当得力的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意味着什么?既意味着察言观色,也意味着左右逢源。总之一句话,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一个合格的办公室主任,必须成为一把手肚子里的蛔虫,要能够彻底领会并贯彻领导的全部意图。虽然尹学芸并没有详尽展示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过那些故事,但从一位个性十足的年轻人,到一位棱角被完全磨平的办公室主任,我们却完全能够想象得到,郭缨子的精神世界经历过怎样一种惨烈的蜕变与扭曲过程。却原来,作家所谓的“士别十年,当刮目相看”,到头来居然落脚到了这个地方。

但需要注意的是,十年后的脱胎换骨人性沉沦者,却并不仅仅只是郭缨子一位,苏了群的人性蜕变,也一样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在郭缨子的心目中,当年身为民俗研究所副主任的苏了群,同样是一位精神节操的坚守者:“那时他还年轻,精干,写的杂文隔三差五上晚报,郭缨子很崇拜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偶像。因为杂文是一种针砭时弊的特定文体,所以,尹学芸的特别强调苏了群写杂文,就意在凸显那个时候的苏了群其实是一位愤世嫉俗的人,是社会弊端的批判者。他们之间精神同构心理的存在,乃是苏了群得以成为郭缨子精神偶像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在郭缨子看来:“老苏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仗义执言的人,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苏了群有许多优秀品质,在郭缨子的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年如果苏了群是单位的一把手,郭缨子说什么也不会走。尽管那个单位既无钱也无途。就是因为他不是一把,郭缨子才义无返顾地换了单位,而且,发誓从此不再回去。但就是这样一位曾经的精神偶像,十年后再次出现在郭缨子面前的时候,却轰然坍塌了:印象中的苏主任从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祥和、豁达的人,能容难容之事。……十年不知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让一个原本醇厚的人,改了性情。”苏了群的蜕变,集中表现在他和陈丹果之间的关系上。但在具体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却必须首先认识到尹学芸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对于一种双重同构关系的特别设定。所谓双重同构关系,就是指十年前的郭缨子,可以被看作现在的陈丹果,而现在的苏了群,则可以被看作是十年前的季主任。正因为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专门会原单位看望苏了群的郭缨子才会匆匆离去:苏了群,孙丽萍,陈丹果。怎么琢磨怎么觉得那些场景和人物都眼熟。十年倏忽一瞬,今天和昨天不过是彼此复制。也许苏了群说得对,陈丹果是有些像自己。……那么苏了群像谁,像季主任?”于是,郭缨子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有些疼。”假若说陈丹果像郭缨子说明着郭缨子的人性蜕变,那么,苏了群的像季主任,则显然说明着苏了群的精神沉沦。真正的可怕处就在于,在苏了群从位置上取代季主任的同时,他曾经一度坚持的精神操守也彻底消失不见了。实际上,也正因为苏了群蜕变成为十年前的季主任,不断地骚扰年轻的陈丹果,才会最终致使不甘心就范的陈丹果不幸坠楼身亡。虽然叙述者并没有明确交代陈丹果究竟为何坠楼,但只要我们把苏了群坚持要她来办公室泡茶以及她坠楼前打给郭缨子那长达五十分钟的电话这两个细节与她坠楼而亡的结果联系在一起,致使她死亡的原因也就自然浮出了水面。

实际上,也正是陈丹果突然坠楼而亡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郭缨子,促使她开始自觉地思考追问苏了群何以会发生前后反差如此之大的精神蜕变:“苏了群呢?他的变化始于何时?”“那个遥远的、被自己认为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苏了群,有着安静、沉着眼神的苏了群,曾让郭缨子感到很可靠,很安全的苏了群……是在哪里破碎了?”或许是由于叙述视点限制的缘故,作家并未直接给出苏了群究竟为什么破碎以及何时破碎的答案,但却给出了郭缨子自己之所以人性蜕变的答案:“她记起了曾经的自己,那些个写诗的日子,不若尘埃。变化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她搞不清。”“但有一点有迹可循,当年她到了新单位,就下定决心收起所有的锋芒。她不想让父母太担心。她竭尽全力想成为苏了群赞美的那种人,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事实上,也正是锋芒的这一收敛,使她的人性世界最终蜕变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只是,收起了锋芒……却绝不是眼下的样子。眼下的样子,就像软体动物,没有骨骼和筋脉……她一直在顺着河水漂流,不知不觉飘出了溢洪道,自己却浑然不知。”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可怕效应。在机关工作中曾经严重受挫的郭缨子,进入新单位后本来只是想着能够对自己的锋芒毕露稍有收敛,她根本想不到,久而久之一再妥协适应环境的结果,竟然会蜕变为一个锋芒与个性尽失的“软体动物”,会成为一个八面玲珑的办公室主任。依此类推,郭缨子的情况如此,苏了群的情况则也同样会如此。情况的严重性在于,郭、苏两位精神蜕变的结果,居然会是陈丹果坠楼事件的发生。

陈丹果坠楼事件的发生,身为机关一把手的苏了群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看似与此毫不相干的郭缨子,认真地说起来却也难脱干系。原因在于,坠楼前的陈丹果曾经给只是有过一面之交的郭缨子打过一个长达五十分钟之久的电话。正是通过那次意外的通话,郭缨子方才得以了解到陈丹果那如同当年的自己一样置身于民俗研究所的极端艰难困境。尽管郭缨子内心深知陈丹果的坠楼与她在机关的艰难困境密切相关,但等到事发后两个警察前来调查了解情况时,郭缨子却对他们撒了谎。撒谎的原因有二:“首先,她不能给自己找麻烦。给自己找麻烦就等同于给单位找麻烦。她是中层干部,不能成为舆论焦点。其次,陈丹果那一晚纯属胡言乱语,她说了那么多的话,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既然她自己都不明确,郭缨子又怎么能把方向提供给警方呢?”为了明哲保身,郭缨子最终以谈论诗歌为由应付搪塞警方的询问。一直到小说结尾处郭缨子与苏了群意外撞见,她才从苏了群那里了解到自己其实无意间扮演了一个帮凶的角色:“苏了群说,这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案子为啥能结那快,你的证词证言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得良心未泯的郭缨子一下子意识到自身罪恶的存在,顿然陷入到强烈自我悔恨之中:“她对自己说,他杀,肯定是他杀,你们都是杀人凶手!……我也是杀害她的凶手,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自己对一个热爱诗歌的人,都做了什么!揣摩动机,提防戒备,没说一句实心话!面对花季生命的猝然消亡,自己落井下石,甚至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警方,你不是凶手是什么?作家之所以要在文本中一再强调郭缨子与陈丹果都热爱诗歌写作,强调苏了群曾经是一位杂文高手,显然有着突出的象征意味。究其根本,所谓诗歌写作,所谓杂文高手,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个性精神的象征。这样看来,尹学芸《士别十年》最难能可贵的思想艺术内涵,就是真切揭示了现代官僚体制下人性沉沦蜕变的悲剧。当年曾经以生命捍卫个性精神的“士”,经过了十年的残酷时光之后,不仅没有让人刮目相看,反而彻底沉沦蜕变为锋芒尽失的“没有骨骼和筋脉”的“软体动物”,竟然在无意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而不自知。从表面上看,悲剧的制造者似乎是诸如季主任与魏主任一类的机关一把手,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思考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谁赋予了季主任、魏主任们手中的生杀予夺大权?就此而言,尹学芸《士别十年》对于现行不合理社会政治秩序的深刻批判意涵,就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略。

同样事涉官场,但《花匠与看门人》的命意却又与《士别十年》绝然不同。既然被命名为“花匠与看门人”,那花匠与看门人,自然也就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埙城一个名叫行政局的机关里。现行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类似于行政局这样的行政机关。也因此,我们就不妨在一种象征的层面上理解尹学芸的这种艺术设置,将其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上看作是中国行政机关的隐喻性表达。花匠也罢,看门人也罢,都与这个机关紧密相关。只不过,相对于早已在行政局干了好几年的看门人老胡来说,花匠老陈,是行政局里的一个新人。或许正因为老胡比老陈资格老的缘故,所以,在老陈面前,老胡总是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某种精神优越感来。具体来说,老胡的优越感,除了资格老之外,也还与他的出生地有关。当老陈问他哪里人的时候,老胡给出的回答是笼统的“三关四隅”。何为“三关四隅”?“三关是东关、西关、南关。四隅是东北隅、东南隅、西北隅、西南隅,都在城边子上。”既然靠近城边,那就比老陈那远离县城的象山要优越许多。由家乡的介绍,自然也就引出了这样的一句叙述话语:“话说得像个干部,让老陈格外钦敬。”身为行政局的一位临时打工者,老陈内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与行政局的那些国家干部之间存在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之所以要把得意洋洋的老胡用干部来作比,潜意识中所透露出的,其实正是如同老陈与老胡这样的打工者内心中对于干部身份的格外羡慕与钦敬。也因此,虽然只是看似无意间的一句叙述话语,但其中却已经隐隐约约透露出了尹学芸这个中篇小说思想主旨的某一个侧面,也即对于当下时代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与阶层分化状态的真切书写。

身为行政局的普通打工者,花匠老陈与看门人老胡,毫无疑问属于那个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苦苦挣扎的社会底层。这一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吃饭问题。“食堂十块钱三个菜,米饭随便吃。说真的老陈很心疼,十块钱可以买一大块肉,放些土豆粉条炖在锅里,可以吃两天。”十块钱三个菜,米饭随便吃,对于城市人来说,这已经是再简单不过的食谱了。但即使如此,在生活一贯勤俭朴素的老陈看来,也都属于一种暴殄天物的奢侈浪费行为。然而,与老陈相比较,饮食上更其俭朴的,却是老胡:“老陈发现,老胡经常不去食堂,用电磁炉煮碗面,从园子里揪几片菜叶子扔进去,就是一顿饭。”与这些普通打工者的俭朴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埙城上层人的豪奢生活。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位后来不幸死于非命的时尚女性靳尚。关于靳尚生活的豪奢,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一个细节,是她戴着的那副价格昂贵的太阳镜:“小安说,如果是真的,这款眼镜叫肖邦,是世界名牌,最贵的一款产品诞生于二〇一二年,售价四十万美元。”另一个细节,是她开着的那辆车号为“1188”的鸡血红色宝马轿车,价值八十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个细节,则说明她是个承揽工程的大老板:“靳尚承包了城内所有的电子眼,一个项目就千八百万。”如果说靳尚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那么,成天与她纠缠打混在一起的那些人们,比如,《花匠与看门人》中的另外一位关键人物、行政局的贺局长的经济收入与基本生存状况,自然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了。就这样,仅仅只是通过老陈与老胡的日常饮食状况以及靳尚日常生活豪奢细节的描写,尹学芸就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当下时代普遍存在的贫富悬殊与阶层分化现象。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看,尹学芸的《花匠与看门人》,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旨在透视表现三个男人与三个女人之间情感纠结的中篇小说。在如何对待男女感情的姿态方面,身在社会底层的老陈、老胡,与社会上层的靳尚、贺局他们,也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照和差异。首先,是花匠老陈。这位年轻时曾经因一时的偷窃行为而影响了婚姻大事的打工者,其实生性朴实而木讷。小说中的他,一直纠结于和二嫂那样一种若即若离的情感关系中而难以自拔。二嫂是二哥在唐山那边打工时带回来的一个女人:“原来,她跟儿子媳妇不合,人家把她撵出来的。”没想到的是,就在老陈与二哥、二嫂三个人在一起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之后,二哥却突然掉进冰窟窿里给淹死了。二哥一死,老陈与二嫂就倍感尴尬了:“东屋住着二嫂,西屋住着老陈,村里人总说闲话。”老陈之所以跑到行政局来做花匠种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逃避那些闲话的。老陈自己可以逃到行政局来,但他所面临的问题却逃避不掉。就这样,“老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既不能做不伦之事,也不想做恶人。二嫂子说无家可归,老陈就不能把她轰野地里去睡。”作为一位底层打工者,面对其实自己内心里也非常喜欢的二嫂这位女性,最难能可贵处在于某种道德尊严感的葆有与坚持。无论是面对着来自于侄子陈先的强势逼迫,抑或还是面对来自于贺局那极具时代特色的“循循善诱”:“贺局回头说,你屋里那些个办公用品,回头我让行政科给倒出去,给你换个双人床。你那个二嫂子,是吧?如果她愿意,让她也一起过来,在菜园里给你打个下手,顺便打扫一下卫生,工资跟你一样。你觉得呢?”“这都什么时代了……老陈,抓紧办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老陈都没有发生彻底的动摇。他的那种道德尊严感,在这个杯水主义盛行的时代,事实上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然后,是看门人老胡。这位说话时总是絮絮叨叨地有所夸张,总是一厢情愿地把贺局当作自家外甥的看门人,生命中其实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小石人,另一个是东北女人玉芳。所谓小石人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不了男女之事的石女。尽管这位小石人,身高不足一米四,而且也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但老胡却方方面面对小石人都照顾的特别周到。以至于,小石人临终时留下的遗言都是:“下辈子我还跟你。”东北女人玉芳,是在邻居家做保姆时与老胡认识的。二人一来二去熟悉后,因为被玉芳话言话语中的孤苦伶仃所打动,老胡就在她回东北之前和她办了喜宴:“为了让家人参加婚礼,老胡把房产过户给侄儿保管,他和玉芳只有居住权。”没想到的是,就在两人举行过婚礼仪式之后,老胡方才了解到,玉芳其实在东北还有一个瘫老头丈夫,要想离婚根本就不可能。这样一来,日渐形成的一种习惯,就是老胡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攒钱养活着玉芳和她的瘫老头丈夫。用贺局的话说,就是:“老胡这个媳妇是东北人,五一来一次,十一来一次,把老胡的钱拿走,就没事了。这是媳妇,分明是债主么。”但即使如此,老胡却仍然无怨无悔地坚持着对东北女人不离不弃。在看门人老胡身上,所充分体现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民间正义感,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

与老陈、老胡们的民间情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贺局与靳尚之间的那种薄情寡义。尽管叙述者没有做出过明确的交代,但依据文本中若干若隐若现的蛛丝马迹来判断,贺局与靳尚之间,很显然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缠绕的情人关系。其一,是靳尚虽然有丈夫老吴,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状况却非常糟糕,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总闹矛盾,“没有一天不闹矛盾,只要在一起就闹矛盾”。如此以为城市时尚女性,大半夜地和贺局呆在一起,不是情人关系又能是什么关系呢?其二,是靳尚面对看门人老胡的极端不耐烦:“大墨镜有点不耐烦,说我找贺局,又不是来一趟两趟了,怎么还登记啊?”其三,是靳尚意外身亡后的凌乱场景中所透露出的暧昧信息:“短裙掉在了屁股下,明显是临时抻上去的。内裤能看见一角,是大红的,跟车一个颜色。老胡甚至看清了那张脸,墨镜歪在一边,嘴边有一堆秽物流到了地板上,大概能盛满一海碗。”将这样的一种场景,与贺局本人“上衣敞着,扣子一粒也没有扣;裤子也没有穿好,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拉链的地方还开着口,好歹约在了皮带里;皮带头则没穿进裤襻,就在肚子上支楞着”的衣冠不整装束联系起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已经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情人,一旦有可能威胁到自身的前程和利益,贺局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地将她残忍地埋到单位的花园底下。与以上老陈和老胡对于女性的情深意重相比较,贺局对于女性的薄情寡义,不管怎么说都是难以否认的一种事实。

但作家尹学芸的重心显然并不仅仅在于社会底层男性与社会上层男性之间道德精神的对比表达上。相比较来说,借助于靳尚意外的命案而写出老陈与老胡内在精神世界中所潜藏着的奴性心理,方才应该被看作是尹学芸的深刻命意之所在。也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尽管尹学芸在《花匠与看门人》中的确写到了一桩命案,但作家却根本就无意于探究这一命案本身的是是非非,她所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显然更在于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与勘探。事实上,关于社会底层普通民众老陈与老胡他们身上所深潜着的那种奴性心理,早在命案发生之前,就已经在尹学芸的笔下有所表现了。比如,就在贺局不着痕迹地贬损了一通过于抠门的老胡之后,老陈的感觉是“嘿嘿地乐”:“老陈乐贺局刚才说得那些话,分明在贬损老胡,为自己挣口袋。老胡是装作没听出来。虽说是玩笑话,也让老陈打心眼里高兴。这样大的行政局,这样高级别的领导,能为自己说话,这是多大的颜面啊!”“老陈觉得,贺局现在的官已经够大了。这样大的官为自己说话,老陈已经相当满意了。”这样熨帖人心的话语,再加上额外增加的三百元钱的伙食费,再加上关于二嫂子来单位打工的承诺,老陈对于贺局的心服口服与顶礼膜拜,就是顺理成章的一种结果。老胡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一个是贺局醉酒后的满口老舅,一个是老胡无意间不慎摔伤后贺局的关心与慰问,一个是那额外的三百块钱伙食费,再加上老胡内心里一直认为在龙穴上办公的贺局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强烈预判,老胡之对于贺局的卑躬屈膝,同样也就势在必然了。归根到底,老陈与老胡之对于贺局的感恩戴德,与贺局手中所拥有的权力之间,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内在因果关联。而这所有的一切,实际上也就为命案突发后,老陈和老胡的表现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阅读《花匠与看门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就是靳尚意外身亡后,尹学芸对于贺局、老陈以及老胡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所进行的精准捕捉与描写。首先,是已经被吓破了胆的当事人贺局(关于贺局,叙述者曾经反复强调他学法律出身。一位学法律出身的国家干部,面对着靳尚的意外身亡,竟然不惜以私下掩埋的方式逃脱罪责。其中一种反讽意味的具备,显然不容轻易忽略):“‘我完了,我完了!’贺局的小白脸是柴灰色,嘴唇一个劲哆嗦。两只手不住往虚空里抓挠,不知道想抓住什么。‘我完了,我完了!’贺局的声音里都是哭腔,他在不大的屋子里转磨,脚底下像撵着陀螺,碰到了那只方凳,方凳一下子被踢翻了。”一时之间的方寸大乱,被尹学芸以聊聊数语即表现得淋漓尽致。然后,是貌似沉着的老胡。究其根本,老胡之所以要出手营救深陷困局的贺局,与这样几个因素紧密相关。一个是他们之间若有若无的亲戚关系,另一个一贯被轻视的老胡突然间获得的被委以重任的感觉:“老胡赶紧下床,临危受命的感觉油然而生。”再一个,则是他对于贺局前程无量的一贯预期:“他就想起了龙穴。贺局一直在龙穴上办公,他不能这么让人毁了。贺局现在遇到坎了,过了这道坎,他就可以海阔天空了。”以上这些因素,再加上老胡长期形成的对于权力的奴性心理作祟的缘故,乃是促使老胡对贺局施以援手的根本原因所在。接下来,是那位懵懵懂懂被裹挟而去的老陈:“老胡说,现在需要你救贺局,你救不救?老陈噌地从床上下来了,两脚踩在地上,找鞋。那还用说?”“老胡说,不是贺局害她,是她这样会害了贺局。她一死百了,贺局的前途就毁了。贺局要是有了事,你我还能呆在行政局?”当老陈强调这是在犯法的时候,老胡的回答是:“神不知,鬼不觉,犯个屁法?”更进一步地,老胡强调:“说有事我顶着,你只管干活就行。不是多大事儿,不是我们谋害她,她自己死啦,我们埋了她,是让她入土为安。”就这样,面对着老胡的一番杂糅在一起的无理逻辑,一时之间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的老陈,最终被老胡拉上了贼船。但究其根本,老陈之所以会卷入命案之中,恐怕也还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对于权力的奴性心理作祟的缘故:“我陈庆海不是糊涂人。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那样死在贺局的屋里。你这一死,会让贺局受热的,他还得奔前程呢。”“贺局对我好,我不这样还能怎样呢?让你说说,我能怎样?”

多少带有一点吊诡意味的是,到最后,相互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的,反倒是同样身为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老胡与老陈。实际上,先后被卷入命案这件事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扭曲并改变了他们之间曾经的那种和谐关系:“老胡和老陈冷战好一段时间了……老胡不说话,是为赌气。老陈不说话,是越来越不待见老胡了。老陈觉得天底下都不会有比老胡更腻歪的人。那种腻歪,让人不想说不想看,就想照着他的大鼻头给几拳头,让他出出血。老陈也看出来了,那个事情一旦事发,老胡绝对会一推二六五。”正是在这种彼此仇恨的心理前提之下,才发生了老胡将老陈的二嫂子拒之门外的事件。就这样,老胡的将二嫂子拒之门外,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彻底激怒了一贯隐忍的老陈的满腔怒气:“小秦说,老胡哪是对手,一下子就让老陈打倒了。只不过……小秦有点迟疑。白局紧着问,不过什么?小秦说:‘老胡跌倒时,头正好撞到了电动门上,流了好大一摊血。’”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真正的罪犯明明是那位已经被调换到其他单位任职的贺局,要说仇恨,也应该是身为普通打工者的老胡与老陈联手对付贺局才对,但实际的情形却又为什么是老胡与老陈之间的大打出手以至于血流满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也只能从老胡、老陈他们已经深入骨髓的奴性心理那里去寻找。唯其因为长期臣服于权力所导致的那种奴性心理作祟的缘故,所以也才会导致这一场悲剧的最终酿成。至于老胡的伤情究竟如何?他是否会因流血过多而不幸身亡?或者说,是否会由老胡的意外受伤而牵引出此前靳尚的那一桩命案?所有的这些,都属于法律的范畴,不在作家尹学芸的关注视野之内了。归根到底,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对于尹学芸来说,能够借助于一桩命案故事而最终写出世道人心,写出当下时代一种必然的阶层分化,写出草民百姓内在精神世界中深潜着的奴性心理,就足已称得上取得了思想艺术的成功。

无独有偶,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与你有关或无关》所写内容同样与一桩命案有关。只不过,《花匠与看门人》中那位时尚女性靳尚的具体死因,作家并未做明确的交代,而《与你有关或无关》中那位有病在身的退休干部谢五常的意外身亡,则很显然是保姆顾嫂一种过失行为的结果。谢五常虽然有病在身,身体行动不便,但他却仍然保持有男性的本能。因此,“眼下顾嫂香甜的鼾声,成了一种诱惑,他非常想在这个时候仔细看看顾嫂,摸摸她的脸。”就在谢五常试图有所行动的时候,虽然早已进入睡眠状态但潜意识中却不无戒心的顾嫂,也在梦中看到了一只黑色的大鸟:“那只鸟长着硕大的翅膀,裸着胸膛,骨骼和苍白的皮肤清晰可见。大鸟像磨盘一样朝她压来,顾嫂觉得都要窒息了。”即使在睡梦之中,有压迫,同样会激发本能的反抗:“顾嫂发出一声尖叫,使出全身的力气把那只鸟朝外推去。鸟跌落的一刹那,顾嫂猛然清醒了,两只木拐叮当甩了出去,砸倒了一只花架和花架上的一盆花。”伴随着谢五常的一命呜呼,一桩过失杀人案就此酿成,所以,小说结尾处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顾嫂作为过失杀人犯的生活从这里拉开了帷幕。”

正如同讨论《花匠与看门人》时我们已经明确指出过的,身为一名作家的尹学芸,并不会单纯地只是从法律的单一角度出发去看待一桩命案,相比较而言,她更大的兴趣乃在于借助顾嫂失手杀死谢五常这一命案而对相关当事人的精神心理状态进行深入探究的同时,也对隐身于命案之后的现实社会矛盾有所揭示。首先,《与你有关或无关》真切反映了当下时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或许与中国曾经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中国社会之提前进入老龄化时代,已然是一种不争的社会现实。这种非常明显的“提前”性质,也就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的社会机制在面对老龄化问题时的手足无措。既然政府应对老龄化问题无力,那就只能把这一问题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更多地依托于家庭内部的所谓孝顺伦理机制来解决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养老问题。尹学芸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谢五常所必须面对的,就是如此一种尴尬处境。谢五常尽管和妻子一共育有二子二女,但等到他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身染重疾难以生活自理的时候,这四个子女却全都依靠不上。身在外地工作的一对儿女不可能侍奉在旁,倒也情有可原。生活、工作在本地的另一对子女,却也寻找各种借口不肯守在老人身边一尽孝心。老大在下面的乡镇做一方诸侯,公务的确繁忙,不可能总是守在父亲身边。他不来,他的妻子陶月英,作为一个异性旁人,自然也不愿意来。剩下小妹谢小蓝,谢小蓝与妹夫汪普白天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有晚上才能够和谢五常住在一起,美其名曰“陪夜”。那么,白天怎么办呢?只有另外雇保姆来专人伺候谢五常了。好在谢家毕竟属于官宦之家,日常用度并不紧张,除了谢五常自己还有一定的工资收入之外,雇佣保姆的费用由老大和老二合理承担,每个月3000元钱。这样,身手格外利落的顾嫂,也就受雇成为了谢家的保姆。小说故事开始的时候,顾嫂已经在谢家做了多达两年之久的保姆工作。

小说中的矛盾冲突,是从谢五常主动提出要保姆顾嫂“陪夜”而引起的。谢五常之所以指名道姓地只是要顾嫂来“陪夜”,是因为在长达两年的保姆工作中,她已经彻底赢得了谢五常的充分信任:“顾嫂来家里两年了,除了做饭,主要是照顾谢五常起居。谢五常的依赖就是在这两年中一点一点地加深的。”好感逐渐加深的结果是:“每晚顾嫂回家,谢五常都失魂落魄。”然而,也正是谢五常的主动提出让顾嫂“陪夜”,让小市民市侩心理特别严重的儿媳陶月英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借用她对丈夫老大的一番说辞,这顾嫂之所以会答应来做“陪夜”,绝对是夜猫子进宅,不安好心:“陶月英说,你还有心情来研究我,你怎么不研究顾嫂是什么心肝?他答应来守夜到底是什么居心,猪脑子都想得明白!”因此,她就随口举出了很多例子,“那些例子都是保姆睡到了男主人的床上,最后落了个官司不断,家破人亡。老大也听得没了脾气,假如事情真的被陶月英言中,那种麻烦也想一想就让人胆战心寒。”既然顾家人已经明确意识到了顾嫂前来“陪夜”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那他们的达成一致,拒绝顾嫂前来“陪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一种结果。如此一种结果,自然让一直对顾嫂的“陪夜”充满期待的谢五常无法接受:“他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群人。他清楚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呼呼喘着粗气,喉咙里像拉风箱一样。他睁大眼睛望着屋顶,像一匹等待宰割的动物,心里充满着悲伤和绝望。”虽然只是聊聊数语,但却形象地写出了一位老人内心世界的那种无力感。然而,这谢五常却又终归不是一位寻常的老人,曾经有过很多年从政经历的他,尽管早已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地位,但有着胡乱折腾的权力,可以凭借胡乱折腾的方式来尽可能地企及自己的目标。到最后,谢五常果然通过自己不管不顾的胡乱折腾,接连折腾走了四个保姆,最终迫使无可奈何的家人想方设法重新请回了顾嫂做“陪夜”的保姆。

在这一数次更换保姆的折腾过程中,叙述者很巧妙地穿插介绍了谢五常、顾嫂以及陶月英他们的前史。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尹学芸那样一种对于世道人心真切而深刻的洞悉,得到了可谓是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在其中,谢家人对谢五常的冷漠与顾家人对谢五常的温暖,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对照。首先,是谢五常与陶月英夫妻。陶月英当年是乡下妹子,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被谢五常看中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搞定了陶月英的户口和工作。因是之故,“婚后的许多年,她对公爹就像女仆一样。”遗憾处在于,随着谢五常退职后的大权旁落,她对于公爹这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次,老朋友委托陶月英捎给谢五常两瓶陈年佳酿,没想到,陶月英却在半路上转手将其送给了自家的亲爹。两人的关系,就此而极度恶化。谢五常说陶月英不值两瓶酒钱,陶月英则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陶月英说,我连一瓶酒钱也不值,当初你为什么非要看上我?”就这样,通过谢五常与陶月英之间公媳关系的变化,尹学芸一针见血地写出了人情的冷暖与世态的炎凉。其实,也并不只是陶月英,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老大,也一样对父亲心存冷漠:“如今,在诸种复杂的感觉中,有一种感觉不能面对,那就是对父亲的冷漠。”“他心底的冷漠只有自己能触摸得到。而在表面,他要硬着头皮装出热情。”亲生儿子对自己的父亲,都是如此这般的冷漠。这样一种叙述,读来真的让读者感到齿寒不已。

相比较而言,一度被谢家冷漠辞退的顾嫂,之所以还会再次应谢小蓝的恳请到谢家来做保姆,一方面固然与家庭的窘困状态有关,但更重要的,却还在于顾家与谢五常之间曾经的渊源。却原来,谢五常政治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一桩政绩,就是力排众议,战胜重重阻力,修建了一座名叫官厅的水库,从根本上解决了山里人的吃水问题。正因为谢五常有恩于山里人,所以,尽管自己的丈夫顾长风不幸在水库工地被砸死,但顾嫂的母亲却一直对谢五常的恩情念念不忘。也正因此,当顾嫂犹豫于是否二度登门做谢家保姆的时候,这位七十六岁的老太太方才恩威并施地逼迫顾嫂“好马吃了回头草”。然而,也正是在第二次到谢家做了保姆之后,顾嫂才明确意识到谢五常的复杂性,意识到这位有病在身的老人的确对自己有着逾越伦理道德规范之外的非分之想:“有一天,谢五常在小便的时候突然勃起了。”只有到这个时候,顾嫂“才意识到她自己可能遇到麻烦了,她从没想到谢五常还是个男人,他首先是一个老人,其次还是个病人。他怎么可能是个男人呢?”既然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被骚扰可能的存在,顾嫂就断然决定要离开谢家了:“顾嫂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她说,谢老,水库不是给我们家修的,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顾嫂起身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留下了。再留下,不定会有什么事情生出来。”但就在这关键时刻,老大却突然和顾嫂提起了父亲谢五常当年修水库时与一位小寡妇之间的情缘纠葛,并央求顾嫂一定要留下来继续照料自己的父亲。面对身为乡镇一方诸侯的老大的屈身恳求,顾嫂终于决定留下来了:“假如说,她过去留在谢家是因为谢五常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顾嫂留下来是为了老大。”而且,“为了老大的感觉也很好。”问题在于,为什么老大一出面恳求,就会最终改变顾嫂的决定呢?细细想来,这里恐怕也的确存在着某种官本位或者权力崇拜的问题。唯其因为顾嫂内心里对老大有着某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心理,所以她才会屈从于老大的恳求。内心善良单纯的顾嫂,根本想不到,正所谓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正是这一内心动摇,铸定了自己未来成为一名过失杀人犯的人生悲剧。面对着来自于谢五常的性骚扰,睡梦中的顾嫂做出了本能的反抗。反抗的结果,就是小说结尾处的那句话:“顾嫂作为过失杀人犯的生活从这里拉开了帷幕。”

然而,到了《铁雀子》中,尹学芸却把自己的关注点投向了投向了一个名叫罕村的北方村庄,讲述着普通村民的故事。小说故事沿着两条情节线索而交叉渐次展开。一条线索,是刘相与丁七的故事。身为罕村的一位普通村民,刘相的特别处在于他有一个名叫大白的智障妻子:“大白是邻村小庄户人,比刘相小八岁。当年被父母嫁过来,也是当心头肉嫁的。他们对刘相就一个要求,别欺负大白。大白的嫁妆很丰厚,父母砸锅卖铁给刘相盖了一座房子,就是眼下住的这一座,快要坍塌了。”生性精明的刘相,之所以会答应娶大白为妻,肯定是因为家境过于贫寒的缘故。从常情常理推测,只要但有三分奈何,刘相都不会娶一个智障做妻子的。大白的智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嫡亲的父母去世不再来看她也想不起应该问一声。问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刘相并没有遵守自己对于岳父岳母的承诺,没有真正做到对大白好。因为看不惯大白的吃相,刘相“手里的碗突然像飞镖一样射过来,一下扣在了大白的肩头。大白穿了一件男人的大背心,上面点着数不清的洞。惊吓和剧痛让大白愣怔了一下,随即发出了一声嚎。”从这个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我们即不难推想到,刘相对于大白的态度会糟糕到何种程度。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刘相对于大白的态度总是很糟糕,所以,大白最后方才义无反顾地认同并站在了曾经“调戏”过自己的丁七一边:“丁七在她心里与别个不同,从老远就喊她大宝贝。哦,大宝贝。那天丁七就是在院墙外那一声喊,唤醒了大白沉睡的意识。”“她越来越惧怕刘相,他的吼声经常让大白灵魂出窍。她也越来越想念丁七。”丁七充满柔情的“大宝贝”称呼,对大白的内心世界产生极大的震醒作用:“大白宽大的身形里似乎流淌着一条江河,那里浮游着许多活的生物。那些生物都是被丁七催活的。而在这之前,他们都因刘相而死亡。”虽然是智障,但大白却也毫无疑问有自己的情感细胞,她完全能够感觉判断出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究竟是否友好。她之所以自作主张地从刘相身边逃离,主动去照顾卧病在炕的丁七,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出人意料的是,眼睁睁地看着大白投入到了丁七的怀抱,身为丈夫的刘相不仅有一种解脱了的莫名快感,而且还近乎无耻地打起了“出卖”大白以牟利的如意算盘。刘相原本以为要想从丁七手里讹诈索要到钱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没想到丁七的表现却特别痛快,没等刘相讨价还价,丁七就主动支付给了刘相两万元钱。这样,在如何对待智障女人大白这件事上,丁七与刘相再一次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与区别。出卖者试图待价而沽,接收者却毫无芥蒂慷慨大方。刘相与丁七针对大白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从根本上出示着他们各自简直就是针锋相对的精神价值立场。

另一条线索,是依娜和健春的故事。依娜是一个拥有城市户口但却在罕村生活着的青春少女。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本来可以在城里生活,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在罕村开一家美发店呢?原来,依娜虽然年龄不大,但却已经有过一番较为曲折的人生经历。而她人生经历的曲折,却又与当时中国强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紧密相关。依娜的妈妈是一个儿子迷,一门心思想要生个儿子,没想到,“当年头胎是女儿,妈妈就把依娜藏到了老家,对外人就说依娜死了。从此依娜被藏得风雨不透,上小学前,连城市的面貌都没有看清过。妈妈和爸爸来送奶粉、或者来送换季的衣服,总是吃一顿饭就走,或者根本就不吃饭,从来不给依娜适应和亲近他们的机会。”正因为年幼时的依娜根本就没有和父母建立起应有的感情来,所以,等到父母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给她搞到了城市户口,要把她接进城里学习和生活的时候,依娜已经无论如何都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了:“可依娜在城里的日子不开心,家里的一切仿佛都是专门给弟弟预备的,她总觉得自己是外人。”无法融入到家庭与城市生活中的依娜,意志坚决地在逃课后跑到美发店去当学徒,坚持要在罕村开一家美发店:“到底没拗过依娜,爸爸给她做了前期投资。美发店经营快两年了,在四乡八村都有名气。”坚持在罕村守着奶奶开美发店倒也还罢了,尤其让父母无法接受的是,依娜在罕村居然情有所属,同样不无坚决地要嫁给智障大白的儿子健春。虽然父母以强制的方式硬生生地把依娜从罕村绑架回了城里并把她软禁了起来,但依娜却无论如何都不肯屈服。在以坚强的不屈意志进行了长达一冬一春的对抗较量之后,依娜终于获得了重新返回罕村的权利。遗憾的一点是,等到她重返罕村的时候,一直在坚持着的健春,却已经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村人的无端排斥而被迫远走他乡了。

从以上两条情节线索中,我们不难体察到一种二元对立的精神价值立场的隐隐存在。一方的代表是丁七、大白与依娜,另一方的代表是刘相与依娜的父母。倘若说刘相与依娜的父母的价值观更多地带有自私与功利的色彩的话,那么,丁七、大白与依娜们所坚持的,就是一种更多地关怀与回馈他人的几近于无私的爱。如果联系当下所谓市场经济的时代语境,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差不多已经失去了正常规则制约的欲望时代,更多地催生出的就是如同刘相与依娜父母那样的一种自私与功利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则尹学芸的这篇《铁雀子》一种尖锐犀利的社会批判色彩的具备,就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在于,尹学芸为什么要把拥有如此一种思想题旨的中篇小说命名为“铁雀子”?铁雀子与这一文本之间构成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却原来,铁雀子是一种与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存在着某种若即若离关系的鸟类。一方面,铁雀子这一鸟类,维系着依娜与健春一种爱的情怀的被唤醒。因为怕听铁雀子的叫嚷声,健春曾经一气之下踩着梯子把自家院子里所有的铁雀子窝都掏了个遍。没想到这一来却若了祸,一群黑灰色的铁雀子竟然不依不饶地包围了他和依娜。后来,在依娜的建议下,健春与依娜一起手托小铁雀,帮着铁雀子们把小铁雀全部都重新抱回了窝里。健春与依娜内心中对于世界满满的爱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启蒙被唤醒的。另一方面,铁雀子却也与人类本性中的某种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刘相这一人物身上。因为非常不满丁七对于智障妻子大白的骚扰,刘相曾经把一大堆被他自己拧断了脖子的铁雀子尸体扔到了丁七的院子里吓唬丁七:“他提着筐子出门,来到了北旮旯。把铁雀子悉数扔到了丁七的院子里。丁七生来胆子就小,这一吓说不定就不敢再住这个院子,就能早早回城了。刘相没想把他吓出病,更没想把他吓成半身不遂。”事与愿违的是,丁七不仅没被吓走,反而真的被吓成了半身不遂。到最后,虽然一直到小说结尾尹学芸都没有明确交代到底是健春还是刘相在使坏,但生性胆小的丁七被五个或者七个死铁雀子的彻底吓死,确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结果。就此而言,铁雀子的存在,很显然可以被看作是某种人性恶的见证。但终归,铁雀子这一鸟类,却还是与一种以爱为基础的悲悯情怀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健春看见了一幅奇异的景象,母亲大白被一群铁雀子包围着,身前身后都是叽叽喳喳的叫声,仿佛铁雀子都是大白的孩子。”“那些铁雀子已经吃得圆滚滚了,可它们仍然对这个地方恋恋不舍。它们一点不怕人,依娜张开一只手,便有一只铁雀子蹦到了手心。”这里,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管是大白,还是依娜,皆属以爱为精神底色的悲悯情怀的拥有与体现者。尹学芸之所以要设定铁雀子们紧紧围绕在她们两位的周围,很显然与如此一种悲悯情怀的艺术表现与渲染关系密切。就此来说,断言尹学芸的中篇小说《铁雀子》是一部具有突出象征意味的充分凸显悲悯情怀的作品,自然是一种无须怀疑的可靠结论。

从尹学芸中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她一方面能够熟练地运用第三人称的全能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却也同样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模式。后者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就是《阵亡》与《李海叔叔》。需要指出的是,《阵亡》与战争无关,其中的“阵亡”不过是一种借喻性的说法,作家借此要传达出的,其实是对于一个消逝已久的精神时代的祭悼与凭吊。具体来说,这个消逝已久的时代,就是以理想主义色彩为醒目标志的精神的1980年代。作家所实际讲述的,其实是埙城一众诗人的故事。故事的起点,是1989年这样一个特定年份的秋天。那真是一个精神至上的时代,其突出的标志就是即使在埙城这样不起眼的一座小城,也形成了一个以叙述者“我”也即王云丫为中心的诗人小群体。王云丫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人物,与她写作成绩的相对突出紧密相关:“因为我在《诗刊》上发表了一组诗,诗刊给了一百二十元稿费。这组诗没有什么好说的,能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诗歌的,整个埙城只有我一个人。”既然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诗歌,那埙城诗坛大姐大的位置自然也就非“我”莫属了。如果说后来的中国进入了全民经商的物质时代的话,那么,1980年代很显然就是一个全民皆文学皆诗歌的精神时代。在埙城,似乎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以介入诗歌创作阵容为荣。这其中,既包括铁一木这样的基层政府官员,也包括爪哇岛这样的个体小老板,甚至就连原名郭久梅的招待所一位普通的漂亮服务员民子,也都积极介入到了诗歌写作的行列之中。

但很快地,埙城的诗坛格局就因为一位名叫舒宇的诗人的出现而被彻底颠覆打破了:“可舒宇却成了梦想的终结者。我是说,我们十一个人的吉他梦想,被偶然到来的舒宇轻易终结了。”那么,舒宇是谁呢?伴随着舒宇一起空降到埙城的,是与他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简直就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比如,他有一个女友,名字也叫舒宇,很不幸的是,“三个月前死在那个地方了”。“我当然知道他说的‘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这是我们一代人的结,要在心里系很多年。”实际上,与1989那个特别年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个“结”,至今都一直潜隐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丝毫未曾有所缓解。就此而言,尹学芸能够以如此一种巧妙的微言大义的形式为那个特定的精神之“结”作祭,端的是格外让人感慨不已。为了怀念这位女友,舒宇便写出了他的诗歌名作《阵亡了一只小倭瓜》。比如,“舒宇的祖籍虽然在偏远的乡下,但他家有个巨大的酒窖,三十年茅台就有无数瓶。”比如,“舒宇家的书房阔大得像间会议室,四壁是高到屋顶的书橱,都是书。”再比如,他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在首长家面对着主动投怀送抱的首长女儿却坐怀不乱的故事。当然了,与埙城诗坛直接相关的一件事情是,这位财大气粗的有着军方和政治生成背景的舒宇,竟然不仅要在埙城成立一个诗人联谊会,而且还要拿出十万资金做日常开销。请一定注意,1989年的十万资金,绝非已经严重通货膨胀后的现在的十万资金可比。在抛出如此巨大的一个诱惑后,舒宇之取代王云丫成为埙城诗坛新的精神领袖,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舒宇“空降”到埙城后,之所以会让王云丫感觉特别不舒服,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有了舒宇的强势介入,王云丫埙城诗坛大姐大的地位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令人倍感震惊的是,这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舒宇,到头来却被证明是一个四处招摇撞骗的大骗子。其实,舒宇作为一个骗子的破绽,在“我”的叙事过程中早就露出了蛛丝马迹。其一,林泉说“舒宇这两天一直住在我家里。每天早晨吃六个煮鸡蛋。”其二,在八仙山上开完埙城诗人联谊会的筹备会后:“说都觉得舒宇会在高档饭店请大家吃顿饭,铁一木他们几个也强烈要求,可舒宇只给大家买了瓶汽水。”其三,舒宇首次登门拜访王云丫时的吃相过于寒碜:“我暗笑。可我很快发现自己笑得毫无理由。舒宇狼吞虎咽的样子让我非常担心,我不得不把自己的米饭分一半给他,舒宇也不推辞,稀里哗啦吃完以后,又把爪哇岛和我盘里的菜汤一起倒进自己的碗里,然后拎起暖瓶,满满兑了一大碗开水。”看似只是不经意间的一些生活细节,但作为一位背景深厚一贯养尊处优的诗人,是断不会做出类似举动的。当然,舒宇最明显的破绽,还是与诗歌写作有关。其一,作为一位著名诗人,他不仅连自己最具代表性的诗作《阵亡了一只小倭瓜》中的一两句都朗诵不出来,而且找出的托词,竟然是“不发表之前我从不朗诵给任何人听”。其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舒宇言之凿凿地告诉王云丫自己纪念女友的诗作就发表在八月份的《解放军文艺》这个杂志上,然而,王云丫认真查证的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子虚乌有:“最先拿到手里的当然是第八期《解放军文艺》,舒宇言之凿凿说有他署名的诗作。我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就翻到了诗的页面,幻想中一眼就能看到舒宇的名字。”然而,“没有。”“翻了又翻,还是没有。”应该说,这一细节的出现,就已经鞭辟有力地戳穿了舒宇骗子的假面。实际上,也正是在充分地把握了舒宇行骗的证据之后,方才有了王云丫精心组织的夏家宅之行。既然舒宇假心假意地邀请王云丫们去府上做客,那心里早已有底的王云丫之顺水推舟也就势在必然了。到了夏家宅这个贫穷的小村庄,舒宇的行骗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于这些埙城的诗人们面前了:“我骄傲地挥洒着我的残忍,两条长腿没放过舒宇家的任何角落。粮囤里的半囤玉米,水桶里的几斤绿豆,纸箱里的十几只鸡蛋,陶瓷缸里的半缸白面……舒宇始终跟在我的身后,一句也不曾解释他和埙城。”

必须承认,尹学芸的《阵亡》在绘声绘色地刻画舒宇这个骗子形象的同时,也把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的1980年代生动形象地再现在了读者面前。身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亲历者,在阅读《阵亡》的过程中,我每每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会心一笑。是的,那的确是一个精神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诗人们以行走的方式的云游天下,其实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对这些四处行走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诗歌作品,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证。凭借着诗歌作品,他们走到哪里都不需要担心衣食住行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尹学芸《阵亡》所真切再现的,就是如此一种消逝已久的时代图景。只不过,作家所设定的主人公舒宇,是一个四处行骗的伪诗人而已。但是,且慢,在这里,一个不能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舒宇伪装成什么不好,他为什么一定要伪装成一位诗人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舒宇固然是骗了我们,可舒宇在我们身上得到的是什么?他除了早晨吃六个鸡蛋,也没占啥便宜。可他搭了大把时间,编造谎言,甚至给学生演讲,他这个骗子当得可真不容易。”实情确实如此,要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实际上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情。由此,我们即不难推断出两个结论。其一,1980年代真的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精神时代,大约也只有在那样一个特别的时代,才会有人煞费苦心地去伪装成一位诗人。其二,这舒宇虽然是一个无耻的骗子,但却也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骗子,否则他又怎么可能装诗人装得那么逼真那么像呢。美貌得女诗人民子之所以受骗上当和他上床,与这一点显然存在着紧密得内在关联。

因此,与其说尹学芸《阵亡》的书写主旨是要刻画舒宇这样一位骗子形象,反倒不如说是要祭悼与凭吊那个曾经真切存在过的精神的1980年代。这一点,在叙述者的若干段叙事话语中,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几年以后的某一天,当我漫步在荒凉的汉墓群中并偶尔惊动一只田鼠时,我想埙城的诗坛比被盗的汉墓更令人痛心疾首。埙城的繁荣日甚一日。埙城有了成片的花园洋房和遛狗的男女。埙城还有摩天大厦,还有比摩天大厦更令人吃惊的如火如荼的爱情。埙城人再没有人热爱诗,但又更多的埙城人热爱爱情。埙城人潜在的诗人素质使埙城人在情场上淋漓尽致。埙城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使埙城人在这个挥洒自如的时代里如鱼得水。”“埙城只是没有了诗人。埙城沙子似的一城诗人都不知去向。”细细品味,我们便不难体会到弥漫于其中的沉痛与忧伤。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却是诗人的不知去向,是精神的百倍凋零,两相对比,尹学芸那样一种怀念凭吊精神的1980年代,批判否定当下的这个过于物质化的时代的书写主旨,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归根到底,在一种世俗化物质潮流的强劲冲击下,彻底“阵亡”了的,只是那个曾经四处诗人的精神时代。

相比较来说,尹学芸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中,其主题意向最具复杂意味的,就是曾经位列2016年度《收获》中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的《李海叔叔》。这部小说所采用的,同样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我”是一位从青年时期就爱上了文学写作的女文青。对于文学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不仅影响到了“我”也即王云丫包括婚姻爱情在内的日常生活,而且更影响到了她基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尽管我们很难简单指认王云丫就是尹学芸自己,但在这位身兼叙述者功能的女文青王云丫身上,却很显然凝结着尹学芸自己多少年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甘苦与酸辛。

《李海叔叔》思想艺术成功处,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小说既然题名为“李海叔叔”,其首先一点,当然就是对于李海叔叔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代所铸就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发现与塑造。虽然叫叔叔,但实际上李海叔叔却并非是“我”的亲叔叔。“我”之所以叫李海为叔叔,乃因为李海叔叔和“我”的父亲是结拜兄弟。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李海叔叔,之所以会与身为农民的“我”父亲成为结拜兄弟,却又是因为他的被打成“右派”。李海叔叔的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在厂里的一次会议上,百般无聊地用烟头烫报纸,没想到,却被人发现在毛主席的头像上烫了个洞。在当时,这样的事情,简直称得上是弥天大罪,甚至都有人为此而吃枪子掉了脑袋。亏得有厂领导包庇,只是以内部处理的方式,让李海叔叔当了个“右派”。成为“右派”的李海叔叔,到父亲所在的窑厂“劳动改造”,一来二去居然和身为师傅的父亲有了很深的交情,成了结拜兄弟。既然是结拜兄弟,就少不了会有人情来往。这个过程,都被尹学芸的《李海叔叔》记录了下来。就此而言,《李海叔叔》又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两个家庭之间的人情往来史。人情往来的过程中,令“我”记忆深刻且念念不忘的,就是李海叔叔那样一种来而无往的“恬不知耻”。所谓“恬不知耻”,就是说在李海叔叔和“我”们家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过程中,除了第一次登门时曾经带过一次奶香味的糖之外,此后的每一次,李海叔叔都要从我们家满载而归,带走各种装有粮食的布兜与袋子:“于是叔叔走的时候,自行车就像是全副武装一样。车把上,后座上,绑的绑,挂的挂,都是装满了货物的布兜和袋子。”双方的交往,呈严重的不对等不平衡状态。问题在于,李海叔叔这样一个有公职在身的知识分子,何至于如此这般不知廉耻斯文扫地呢?

只有读完全篇,我们才可以搞明白,却原来,李海叔叔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却也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其一,他的家乡苦梨峪是一个特别贫瘠的偏僻之所:“大叔说起那个苦梨峪,大姑娘把筛子当镜子照,草帽底下遮住一块地,全家人穷得盖一床被。”一直到“文革”结束包产到户之后,李海叔叔家里仍然一日三餐都是黄米饭炒倭瓜。在“我”的感觉印象中,“婶婶家则像个荒败的临时客栈,随时准备迁徙或闭门谢客。若不是丫头小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得有生机和活力,这户人家简直可以称作惨淡。”正因为如此,当年刚刚嫁到苦梨峪时的婶婶马爱花,才会哭得“眼睛起了一层皮”。其二,家乡偏僻贫瘠不说,关键是李海叔叔家还孩子众多。他和婶婶一共育有三男二女五个孩子。一方面是家庭条件差,但在另一方面,李海叔叔却不仅要把五个孩子抚养大,而且还憋着一口气地指望着他们长大后都能够出人头地。两个因素结合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李海叔叔只能够不断地来我们家“打秋风”。也因此,自贡哥才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评价自己的父亲:“老爹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可是一个好老爹,一个伟大的好老爹。上学的事我刚才说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们五个都算上,上到哪我供到哪,别管我有钱没钱,就是去偷去抢,我去做恶人。”偷或者抢,倒也没有变成现实,但“恶人”,却实实在在地做了。这个总是不顾颜面地跑到结拜兄弟家“打秋风”的李海叔叔,最起码,在“我”的父亲的心目中,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只知索取而不知回报的“忘恩负义”的“恶人”。一个曾经一度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地处贫瘠之地,硬生生地依靠不知廉耻的“打秋风”的方式把五个孩子都不仅拉扯成人,而且还想方设法让他们最后都走出了苦梨峪那个穷山沟,你说,李海叔叔他不去结拜兄弟家“打秋风”又能怎么办呢?!就此而言,尹学芸的这部小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首先就是李海叔叔一部充满精神屈辱感的生存史。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大男人,连续二十多年,每年的大年初一都要骑着自行车大老远地跑到结拜兄弟家去厚着脸皮去“打秋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然了,这里面其实也还潜藏有李海叔叔与我们家较劲儿的某种精神无意识。用自贡哥的话说,就是:“不怕二妹笑话,我们兄妹几个都参加工作了,老爹还非要跑去你家看究竟,看你们的日子过成了什么样。他这一辈子,算是跟你们家摽上了。”为什么一定要和自己的结拜兄弟家比高低,关键原因还在于李海叔叔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唯其因为精神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所以他才迫切需要通过这种攀比的方式来求得内心的平衡,获取某种精神的尊严。

其次,是对于人情往来过程中人情世故的精准捕捉与表达。虽然只是一部篇幅不怎么大的中篇小说,并非如同《金瓶梅》那样大部头的世情小说,但尹学芸对于人情细微处的体察与把握,却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尹学芸在复杂纠缠如乱麻的人情世故的表现方面,分寸拿捏把握得特别到位。比如,关于父亲与叔叔两人交往过程中各自情感的悄然变化,作家的描写分析即非常令人叹服。“故事就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人为地增加了原料和底色。我从自己,想到了父亲。父亲对叔叔的感情,初始肯定源于自然,但往深里走,也添加了自己的因素也未可知。”增加了什么因素呢?一方面,的确是叔叔在不断地来我们家“打秋风”,但在另一方面,叔叔年复一年在大年初一的到来,却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一种标志:“有了这个标志,我们家才在众乡邻中显得不同,甚或,增加了几许荣耀。”而叔叔呢:“叔叔也一定从这种标志性的身份中悟到了什么,逐渐偏离了自己的航道也未可知。”本来交情颇深的两位结拜兄弟,为什么到头来会日渐疏离渐行渐远呢?却原来:“这其实更像一个合谋,把一份原本淳朴、纯洁、纯粹的情感扭曲了,变异了。时间是经,故事是纬,所有的人物穿行其中,都随着经纬度的变化而产生裂变。”几番裂变下来,自然就是一种情感的隔膜,也即一种很难解得开的情感死疙瘩。再比如,过了很多年,“我”与久违的海棠再次谋面之后,“我”所表现出的一种“矜持”:“我觉得,我应该矜持。这种矜持,是王家对李家的矜持。我有权利那么做。那一瞬间,心里涌起的是几十年的风雨波澜。”为什么要“矜持”?或者盛气凌人?就是因为受到父亲态度变化影响的“我”,也一力认定,李海叔叔一家人全都“忘恩负义”,全都对不起曾经鼎力帮助过他们家的我们家。

第三,是一种自我谴责的忏悔意识的传达。李海叔叔晚年罹患脑血栓,数年瘫痪在床,特别希望能够再见到曾经和自己长期通信的“我”。但因为多年来形成的心结作祟的缘故,“我”却一再推迟拖延,等到“我”和姐姐他们终于决定要去看一下李海叔叔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幸辞世撒手人寰了。也正因此,到最后,彻底了解事情真相,或者说彻底洞明人生某一方面本质的“我”方才陷入到了一种难以解脱的自谴状态之中:“我想起了叔叔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次去我自己家,父亲给他的冷眼能够理解,我有什么资格那么对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人呢?还别说他是我的长辈,曾经比亲叔叔还亲。他陪我走过了惶惑的青春时代,写的信如果汇集成册,可以出不知多少本书……我是两个家庭交往的最大受益者,自诩天生有悲悯情怀……我到底是怎么了?”“叔叔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见我一面,可我面对叔叔的这个愿望,表现得足够自私和冷酷,这次苦梨峪之行成了一面镜子,我好像一下看清了我自己。”“难道虚荣与虚伪是一对孪生姐妹?”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无论怎么说,即使李海叔叔有一百个错,身为晚辈的“我”都不应该如此残忍地对待他。尹学芸的如此一种处理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名篇《故乡》,联想到其中的“我”与闰土。如果说闰土的那一声“老爷”的确反应着他们之间本不应出现的精神隔膜,那么,我们要追问的就是,在这种状态的生成过程中,作为启蒙者一方的“我”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一种责任。同样的道理,“我”作为一个自诩有悲悯情怀的写作者,莫要说其他的陌生人,即使是面对曾经和自己有过很多人生交集的李海叔叔,也未能真正将此种悲悯落到实处,细细想来,真的是难以被理解原谅的。又其实,不管是《故乡》中的“我”,抑或还是《李海叔叔》中的“我”,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就此而言,也如同鲁迅先生一样,尹学芸终于也还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阶层,挖掘批判着知识分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尽管说由于时代变迁的缘故,实际的情形已经是此“小”非彼“小”。

通过以上的分析,的确不难看出,尹学芸近些年来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在保持了很高的思想艺术水准的同时,也的确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并透视表现着复杂而吊诡的社会现实生活。一方面,因为置身于其中,作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氛围,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深陷其中的缘故,作家也往往很难看明白现实生活的面目。既然难以看清现实生活的真相,那在书写时就很容易流于肤浅,很容易被这样或者那样的思想思潮裹挟而去。我们寻常所谓书写现实之难,其实也正突出地体现在这个地方。要想破除这一难局,一个积极有效的办法,恐怕就是从根本上提升作家自身的思想能力。那么,如何才能提升作家的思想能力呢?这一方面,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作家必须首先以一种类似于社会学那样的理性分析能力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度解剖,然后再把此种理性分析的结果有机地融汇到自己的艺术直觉之中,由此而最终奉献给读者的终端产品,才可能是一部饱满而形象的文学作品。尹学芸,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位既具备着突出的思想能力,也有着超乎寻常的艺术直觉能力的优秀作家。我们希望,有了近些年这样一种格外引人注目的小说“爆发”之后,尹学芸能够继续开拓自己的小说创作视野,能够写出更加优秀的小说作品来。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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