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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妄的救赎——底层文学罪恶书写的伦理困境(节选)
 来源: 唐诗人

引 论


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多数作品是展现底层遭罪者的痛苦、绝望和迷茫。但底层并非天然就属于道德高地,不会犯恶,为此也有众多作家书写底层犯恶者,呈现他们作恶后的内心罪感,这在底层写作中非常流行。纵观作家们笔下的底层故事,人物或遭罪或犯罪,因遭罪而痛苦,也因犯罪而自责。

面对生存问题,面对各种现代的权钱诱惑,底层者的奋斗与攀爬往往也是一个不断陷入罪恶泥潭的过程。因为困苦的成长阴影和现实处境,底层的犯恶大多是源于愤怒、仇恨以及贪婪和恐惧,为此而不择手段地“反抗”“复仇”或者毫无保留地与恶势力进行“合谋”。北村《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刘庆邦《神木》《红煤》、艾伟《爱人有罪》、须一瓜《太阳黑子》、王十月《人罪》《收脚印的人》等,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底层者,最后都沦为作恶者,而原因基本是仇恨与贪婪。

因为什么而犯恶,这主要还是社会、政治问题,而属于文学问题的是小说中呈现的人性悔罪问题。底层者沦为犯恶者,这个转变过程在社会学范畴看来都是外在的变化,而从文学视角进入,则是一种人性变化,这个转变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里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一般,从发现社会不公到自己作恶然后内心挣扎到最后悔罪、赎罪,这是一个灵魂挣扎的过程。在底层小说中,也流行这种叙述,底层者从最初的淳朴过渡为良心泯灭,从最早的对社会不公之愤怒到犯恶后对自我暴虐面的反思和忏悔……这种内心书写是底层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面。


一、现实之恶与人心之罪


我们首先以王十月的写作作为探讨对象,从其作品思想主题的变化中可以发现一种从恶到罪的写作转向。王十月早期的《魇鼠》《纹身》《示众》等主要还是书写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和情感痛苦,是揭示底层打工者可能遭遇的一些暴力和羞辱,或者潜藏在底层者内心的暴力反抗欲望。这些都近似于一种经历者的见证式书写,其叙事目的还停留于用肉身所遭遇的疼痛来呼唤一种人道主义的底层关怀或解救。到2009年的《无碑》时,这种时代性道德反思和人道主义情怀得到最为完整的综合。小说中的老乌是个很善良的底层打工者,他的遭遇是打工文学中难得的平和一类,但他坚守最基本的为人道德,到最后却是无路可去,只能选择入佛隐世。王十月是用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人格的幻灭来反向地展示这个时代的非道德本质——它扼杀人性中最淳朴的良善道德。但是老乌的隐世只能是个人的行为,甚至是一种消极的逃逸。桃花源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幻象,这近似于王十月《烟村故事》里只为安抚自我心灵的牧歌田园,现实中并不存在。对于时代,它都是无力的、漂离的,难以对挽回一个时代的人心起效。也许王十月也认识到这种无力,他日后的写作就开始进行人心认罪的书写。把书写现实转为书写人心的“罪”,将笔尖伸入那些从底层奋斗而成的成功者内心。

王十月的这种转向从《米岛》开始。在《米岛》之前,还有《寻根团》写出故土的荒原本真。《米岛》的出现改变了王十月以往的现实主义风格,加入了魔幻因素,冥冥之中引导他随后去书写人的罪感心理。《米岛》以千年古树以及死后尚未去投胎的游魂作为视角,见证米岛子孙如何从最底层走向成功、同时也毁灭了米岛的历史。书写个体从底层走向事业有成的小说很多,书写一个地方由纯净而因发展变得衰败的小说也很多,但王十月这里的重点是书写各种成功者是如何毁灭家园、抛弃良知的。王十月在《米岛》里虽未讲述这些人物的内心,但以米岛那棵千年古树作为见证者和讲述者,也就是以祖宗的名义,审视着马挖苦、花一朵等人为利益而不顾子孙健康和米岛未来的罪恶。化工厂腐蚀了米岛的沃土,也将米岛人们的后代变成绝症患者。最后白鸿声点燃化工厂,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罪恶,米岛成为死亡之地。小说最后,化工厂爆炸的同时,是马挖苦接受地方政府颁予他的扶危济困、杰出企业家奖接受奖励要演说的时候,他的意识转向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看到了那些患病的孩童……这是认知自我罪感的开始。

随即有了《人罪》《收脚印的人》,这是书写一代成功者内心的罪感问题。长篇《收脚印的人》出版后,王十月的同代人、作家弋舟评价说:“终于,我们这代作家有了王十月的这部长篇。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端,我甚至能够看到,‘70’一代由此拉开了一道怎样的帷幕——我们终于开始翻检自己的来路,带着宝贵的、痛彻的罪耻之感,将文字的锋芒朝向了自己。”(弋舟语,见:唐诗云、王十月:《王十月:我用写作来完成自我救赎》,《长江商报》2015年12月22日。)所谓“朝向自己”,实是指向那些在改革开放中试水闯荡、最终功成业就的一代人。王十月开始检视那一代人成功背后隐藏着的恶,他们如今又是怎么认罪、赎罪?在《人罪》中,卖水果的摊贩陈责我,因不满城管处罚而发泄愤怒,不经意间杀害了底层出生、历经各种艰难才刚刚考为城管公务员的吴用。这个案件只是一个引子,牵引出另一项罪恶。案件交由法院后,负责审理此杀人案件的法官也叫陈责我。法官陈责我当年也是底层贫困家庭的孩子,高考时因母亲病危影响成绩,他身在教育部门工作的舅舅陈庚银为了完成即将去世的妹妹的心愿,将本名为赵城的外甥改名为陈责我,篡改了同年考生陈责我(也即后来的摊贩陈责我)的成绩。篡改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法官陈责我生活在恐惧中,害怕被揭发。当这个案件来临、知晓自己审判的对象即是自己的“冤家”时,他虽有赎罪感,有为摊贩陈责我考虑的心理,但在现实的考量之下,他想的依然是如何继续隐瞒。法官陈责我的这一心事被律师韦工之利用,“不得不”继续腐败、犯恶。这里法官陈责我尚未真正进行忏悔、赎罪,被内心罪感所折磨的是他的妻子杜梅。陈责我在压力之下,告诉了杜梅自己的历史之罪。但杜梅没有按着自己作为记者所应该做的为公正、正义发声,她选择了逃避。事情过去之后,她同陈责我离婚,然后远走他乡,但她的逃离也未能逃出自己内心的罪感。王十月在小说后面的创作谈里解释说:“杜梅的逃离,不能为她的心灵找到退路。于是,她看到了陈责我之墓。那坟墓里,埋葬的是我们的勇气与良知。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是谁的罪过?”(王十月:《创作谈:谁之罪?》,《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4年11月,第106页。)这里,王十月用一个并非真正的作恶者——杜梅妻子——作为赎罪主体,是一种罪感书写的尝试式开端。

《人罪》开始了罪感写作,恶成为背景,但还略显羞涩,仍裹着一层面纱,而到《收脚印的人》时,忏悔主体开始成为以往之恶的参与者。《人罪》里主要忏悔者杜梅,她还是一个后来的知情者,而到《收脚印的人》里,忏悔者、赎罪者是类似于法官陈责我的角色。小说以“我”王端午因杀人犯罪后在法庭上受审时回忆式的方式讲述,这种回忆也就是审视自己的过往。所谓“收脚印”,即是检视自己人生经历中的罪过,每一种罪过就是一步无法抹消的脚印。以魔幻的方式,王端午收到自己几个月后将死亡的“通知”后,每个晚上他的魂魄开始去“重温”那些罪恶场景,而白天则用肉身去要求自己的同犯朋友们共同赎罪、自首。

王端午和李中标、马有贵当年都是底层打工者,黄德基也是个普通的基层治安队民警,后来他们混在一起、作为治安队员迫害过那些没有暂住证的打工者,并直接致使初入南国的女工陆北川死亡。这一二十年前的罪恶一直无人知晓,王端午收脚印主要就是为此事忏悔,他要以自己的行动逼使黄德基、李中标共同赎罪。但事业成功、资产巨大的李中标无法跟从,官运还将继续亨通的黄德基更无赎罪可能。最后,王端午以极端的方式要将李中标和黄德基毒死,用网络直播谋杀的方式把事情放大来向世人公布二十年前的那项罪恶,以此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我事先写好了短信,我想,一旦他们两个喝下致命的毒酒,我将信息发给我的记者朋友们,然后报警。我相信,当公安赶到现场时,记者们也都赶到了。我相信,我的杀人案件将成为社会热点,在网络上会很快传播。而随着大家的关注,我杀人的动机,背后的黑幕将会一一呈现。如果这样,那,我所做的一切,将是有意义的。”(王十月:《收脚印的人》,第254页,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这种极端的要求他人赎罪方式,本身已延伸为另外一种恶,这强烈的罪感背后,必然是一颗备受煎熬的灵魂。

从恶到罪,尽管这里只分析了王十月个人的转向,不一定是时间转向,但我以为这其实意味着底层写作需要自我瓦解。如胡传吉所言:“虽然‘打工文学’‘底层文学’这些概念后面所隐藏着的,是知识分子内心难以排解的折磨,其中有对那些肉身之苦无法不为之的动容,但我并不赞同诸如‘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等概念的归纳,这些概念的本质性理解,仍然是阶级式的理解,按此理解,人们很容易得出有钱人是恶与罪、没钱人即良与善的简单结论,如果按户口来区分,更可以将有当地户口的人归为非打工族 、没有当地户口的人归为打工族 , 再据此去区分底层与上层 、富人与穷人,岂不是更荒唐(也缺乏经济学依据)?我想,文学的眼中,首先应该是人,然后才是‘什么人’,而不是把‘什么人’放在‘人’前面,这样,文学才有放眼四方的慈悲,同情才有合乎情理的劝说力。”(胡传吉:《未知肉身的痛,焉知精神的苦——王十月小说论》,《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第50页。)“底层”这一具有阶级意味的概念指向的是社会阶层。但文学是人的学问,不管是底层还是别的层,成为文学的书写对象,那就得进入人的内在性、复杂性世界。而底层恶的书写真正属于文学的成就,并非揭示了社会现实中的各种恶本身,而是由恶引起的人性、人心内容方是最令人心颤、动人心魄之处,慈悲、同情等各种人道性呼吁才真正具备劝说力。


二、负罪感与受虐感


《收脚印的人》里,王端午“收脚印”式的忏悔、赎罪是行动式的,他相信的最好的赎罪方式是“勇敢地站出来,说出真相,然后,接受法律与道德的审判”。(王十月:《收脚印的人》,第196页,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这里王端午主要还是通过回忆往事和努力说出真相来呈现自己的罪感。本身作为作家的王端午,他若以小说、故事的方式去书写出那一罪恶,那无论如何写,都会被解读为一种虚构,最终也不过是一种文学的自救。但这一拒绝虚构式的忏悔书写观念进入王十月的小说中,其实又是一种虚构。我们不管这种套盒的叙事技法本身,但它揭示了一种叙事的悖论:小说家真的能够以写作来完成救赎吗?

这是一种无解的问题。我们不会将小说故事解读为作家的真实经历,只能从虚构的角度来理解。但这种虚构又如何能够激起或完成那一代不择手段而成为成功者的忏悔和救赎?王十月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不可能之绝望。王端午最后不管是被执行死刑而死,还是被认定为精神病而在精神病院被黄德基安排好而非正常死亡,其实都暗示了一种赎罪的不可能,真正的、主要的犯恶者依然逍遥法外。

当然,小说中无法让作恶者真正得到法律制裁,并不意味着小说的失败和文学的无力。相反,它提供的故事、王端午收脚印式的生命回顾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小说最后,王端午对自己说:“临死前反思我的这悲剧的一生,我发现我的悲剧缘于恐惧和懦弱,我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王十月:《收脚印的人》,第257页,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这种自责式反思,是恐惧于自己经历中的罪,是悔恨于自己面对罪恶时表现出的懦弱,是认知到自我同理想道德人格,甚至是基本的作为人的道德要求有差距后的反省,也是个体良知感的觉醒。尽管主要作恶者黄德基逃脱惩罚、未能进入赎罪者行列,但比起黄德基的无耻来,王端午个人的良知觉醒和赎罪行动更令人震惊。王端午一直生活在恐惧和悔恨中,他的写作常常就是围绕着陆北川而去,他爱上夏天,也是因为从夏天身上看到了陆北川的影子。陆北川的死是王端午一生都绕不过去的阴影,它折磨着王端午的身体与灵魂。“收脚印”行动开始之后,也是往自己导致陆北川的死这一罪恶而去,最终要将它公之于众。这里,是作恶者以自己主动的赎罪行动来完成作恶的因果报应。

内心良知的觉醒也意味着自我折磨的开始,这是咬噬自我式的罪感书写。王端午的罪感导致的是极端化的赎罪行动,也是一种自杀式的赎罪、自惩方式。虽然作者赋予了它正当性,但依然带有恐怖的特征。这种由罪感再次衍生出“恶”的故事,在王十月那里可能是呈现一种社会和人性批判,是社会体制无法对恶惩罚的情况下的一种“私刑”,不一定是特意要表达那些潜藏在罪感内部的暴虐因素。但负罪感的力量所能引起的新的痛感——或者说虐感确实又同另一种意义上的“恶”相关。王端午以下毒来惩罚作恶者,呈现了一种罪感可能导致的后果。负罪感的书写中,另外一种灵魂煎熬方式表现为自虐式的忏悔和赎罪行动。

罪感,除开宗教上的罪感意识,信教者往往要承认自己的作为人的罪,比如人人都犯了的亚当夏娃开始的传世之罪,还有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或心理或行为之“罪”,通过认罪,以有罪的心态去生活,去忍受生活的痛苦与苦难的折磨,在痛苦中感受赎罪的过程,因受难才觉得可以上天国。在宗教之外,这种罪感意识也会是许多作恶者在良知感觉醒后的普遍心理。负罪感往往导致受虐倾向,在弗洛伊德论述享虐问题时,曾指出受虐的幻想中往往包含着负罪感。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也指出过负罪感与痛感、受虐感的关系:“通过沉浸在痛苦中来获得满足,体现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通过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己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一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美]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185页,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端午获知了自己的死亡信息之后,收脚印和要求黄德基等自首认罪,包括下毒手段等自杀性举动,就是放弃自我后、向良心和道德服罪的行动。

或许,《收脚印的人》里王端午的负罪和受虐还表现得不够浓烈,论证和传达恶的事实表达胜过人物内心负重感的表现。对此,我们还可以比较艾伟的《爱人有罪》和北村《我和上帝有个约》。《爱人有罪》也是从讲述一个底层孤儿被腐败民警迫害开始,小说主要书写这一桩八年前的恶所导致的罪感问题。八年前,俞智丽被人强奸后,她将罪犯指向一直暗恋她跟踪过她的鲁建,为此鲁建被冤枉,被地方民警刑讯逼供后被判刑八年。八年后,鲁建出狱,寻找俞智丽,开始了报复行动。这种报复又并不是简单的杀,而是一种心理和身体施虐。开始时他不断跟踪她,让俞智丽维持着恐惧,然后向他服罪,最终也使得俞智丽成为他可日夜施虐的妻子。书写鲁建的虐之外,小说重点还是书写俞智丽的负罪感和受虐方式。俞智丽在鲁建被判刑后,不久得知强奸者并非鲁建,于是她的良心开始负重,她开始了自我折磨。在身体上,她随意地嫁了人,压抑着自己,爱和性都未能给她任何感觉。她一方面变得清冷,另一方面坚持做善事,去照顾孤儿院的儿童,也照顾老人、盲人王世乾,被人称为“活雷锋”。后来,她知晓鲁建出狱和跟踪自己后,开始了新的赎罪行动。为了防止鲁建伤害到家人,也为了跟从自己内心的负罪感。她和丈夫离婚,和鲁建结婚,并在同鲁建的受虐式性爱过程中,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身体快感。


“躺在床上,一直处于麻木之中的身体慢慢苏醒过来了。跟着苏醒的是痛感。最初痛感集中在某处,尖锐、刺骨,慢慢地,疼痛开始在全身扩散,整个身体像是在燃烧。身体就烧烫了,发烫的身体使痛感缓和了,她感到自己像是落在水中,心里面竟有温暖的感觉。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对他没有恨,奇怪的是她竟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被折磨的快感,就好像她因此得以重生。那施加在她身上的粗暴,在她这里变成了一种解脱,她因此在心里产生了一种感恩的情怀,有了因为感恩而才有的那种宁静。”(艾伟:《爱人有罪》,第11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这是典型的“负罪—受虐—痛感—快感”都糅合在一起的情况,不是简单的享虐,也不是一般的宗教性负罪式受难心理。俞智丽因为罪感而一直被压抑的身体和内心在鲁建的粗暴虐待后,得以释放出来。她在被虐中感到自己的罪得到了惩罚,惩罚过后,身体的快感恢复,心理也变得平衡。但是八年的牢狱之灾,一次的暴虐无法平息鲁建,俞智丽的负罪心理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平静。于是,暴虐还在继续。俞智丽一方面是牺牲自己去赎罪,另一方面又跟从身体的感觉,同鲁建成婚。婚后的日常生活中,鲁建因为有牢狱史而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生活失意和遭受黑道、警方的迫害时,他就通过虐待俞智丽来缓解。俞智丽也在他每次的暴虐中才真正体会到发泄罪感的快感,然后不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同时,鲁建又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暴虐,而对自己感到恐惧,并开始对俞智丽有歉意和罪感。小说最后,一直爱恋着俞智丽的陈康,因为发现鲁建对俞智丽的虐待,为了泄愤和保护俞智丽,刺杀了鲁建。俞智丽看到倒在血泊中的鲁建,意识到他的死还是与自己有关,也为了不让陈康入狱、不使自己又负罪于陈康,她去自首、担下了杀害鲁建的罪责。俞智丽最后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极端的受虐,为了不再继续生活在负罪感中,她承受了作为凶手和被法律严惩的后果,以自己肉体的消亡来结束更多的因爱她而来的罪与恶。

实质上,俞智丽这种受虐与自首,是将她遭受的受难的罪恶同自己以往过错的罪恶联系在一起了。俞智丽从开始到最后,其实主要还是受害者身份。她于恐惧中冤枉鲁建,只是一个发端,真正导致错案之恶的,还是地方民警的刑讯逼供,为了省麻烦而不按破案程序下定论,才导致鲁建被判八年。不久之后俞智丽也向警方表示过错误,但已经判刑、下结论的地方官员不承认自己的错,没有接受俞智丽的申诉。这里的作恶者主要还是如姚力那样的地方官员。俞智丽负罪和赎罪的一生实是作为有良心有灵魂者的人格表现。她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失,一直受着罪感的折磨,用各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忏悔,对自己造成的错误深深自责,以各种形式的受虐来承担罪责。最后,她也把他人因爱自己而导致的恶归为自己的罪,自首以结束这种负罪的一生,这亦是一种近乎向罪献祭的极端选择,与《收脚印的人》最后毒死同谋的赎罪行动,实是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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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广州文艺》2018年第1期。

唐诗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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